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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中国的胜利

——怀念父亲杨松轩参加革命九十周年

2018-02-13 来源:民族日报  记者:  点击数:

■杨权

民国13年(1924),父亲杨松轩16岁时,被伯父送往北京求学,望其成为大家族的继承者。可是,事与愿违,父亲在胡玉之(即胡廷珍)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第三年,跟随国民军中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同志回甘肃,在兰州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了由刘伯坚、宣侠夫控制的国民军部的“政治人员训练班”。 

    民国16年,组织派他与其同学李印平等回家乡,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导河特别支部,为我省(含宁夏)仅有的四个特支之一(其余三特支是兰州特支、平凉特支、宁夏特支)。在特支领导下,成立了青年社,设立在凤林高等学堂。导河特别支部团结爱国青年,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拯救中华民族英勇斗争。同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特支即以青年社名义,组织召开了纪念李大钊同志大会,声讨军阀罪行。青年社还编辑出版了石印旬报《工农之声》,宣传革命,父亲还动员母亲剪发,放足,参加了革命活动。我们小时候,常听母亲讲她上街游行、唱革命歌曲的情景,有时还给我们哼歌曲“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特支还组织进步青年杨定仁等编演小话剧等文艺节目,在临夏山陕会馆演出,宣传革命道理。在此期间,甘肃地下党领导之一宣侠夫去甘南途经临夏时就住在我们家中。 

    同年5月,父亲奉命去河南工作。宁汉合流(注释1)反共后,与其共事的一位国民党左派人士护送他离开河南,组织决定让他回家乡隐蔽。此时,冯玉祥电令刘郁芬清党,民国17年,导河特支遭敌破坏。因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在家乡活动是公开的,国民党县长马凤图下令逮捕了他,押送到兰州,途中带着脚镣步行,双脚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据戊辰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第三张上海《新闻报》刊载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倾电报告该省清共经过一文中称:“……迨至本年4月间,西安破获共产总部机关后,此间侦悉,党徒胡廷珍偕杨和鑫、张宜悟等潜来兰州、平凉、华亭、导河等处,分头秘密活动,由检查代名通讯,捕获嫌疑人杨秀英、阳瑞云、丁尚谦、陈炳章四人。嗣又在导河捕获共产杨松轩一名,在平凉捕获车乘东一名,傅琇一名在兰自首。” 

    父亲被捕后,亲人们展开了积极营救活动。由外祖父请临夏绅士张质生、邓德舆作保,加之此时年不满19周岁的母亲怀着身孕,给专员马为良(赤司拉务)的太太做针线,她的精湛手艺,感动了马为良夫妇,马为良出面说情,于是甘肃督军马麟释放了父亲,民国19年春节前出狱。 

    就在当年,原中共甘肃特支书记胡廷珍离甘时将临夏的工作交给了父亲与段练平。 

    抗日战争初期,约民国27年前后,曾有四、五人秘密来临夏住在我家,其中一人是当年随宣侠夫一行的成员。这批人离开不久,父亲第二次被捕,当时敌人向母亲追查来人去向,母亲只字未露,在刑讯逼供未得任何情况下,敌人不得不释放了事。(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时,原国民党临夏专员李学谟先生与我在一个工作组,我与他谈到我是杨松轩的儿子时李先生告诉我,“抗日战争后期,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我问过当时的临夏县县长张培世,张和你父亲关系很好,他说他的前任抓过你父亲,因查无实据放了,张还说你父亲早期确是共产党,但他看你父亲不像有共产党活动的样子,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 

    此次出狱后,父亲又外出奔波,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宣传抗日,组织进步青年演出抗日剧目,为抗战前线募捐,还与“工合会”联系,由工合会出部分资金兴办了“大夏工业社”,在临夏城隍庙沈公祠开办了毛纺织厂,搞民族工业,将所织的部分毛毯送往抗日前线(工合会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领导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全称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新西兰总理对中国工合的评价是“工合运动为饱受战祸的中国提供了机器,需要的物资”)。当时兰州工合实际上成为中国工合运动的大本营,工合运动就是经济民主运动。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中央决定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将一批由中央和各中央局领导的蒋管区工作交由省工委领导。父亲就是在此时,将他的关系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交给甘肃在延安学习即将回甘肃的方刚(即高健君)同志的。 

    伯父病故后,父亲未继承家庭的土地等财产,以示与封建制度的彻底决裂(此时家中尚有数百亩土地,土改时,伯父的第三个儿子被定为地主分子)。为了革命工作,他经常在外颠沛流离,当过小职员,开过饭馆,办过工厂。民国35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派罗扬实同志为特派员,主持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第二年父亲只身到兰州,在联勤总部兰州被服厂当职员,住在遮不住风挡不住雨的工棚里,积极发动工人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在雍兴公司兰州面粉厂、兰州被服厂成立党支部,受中共甘肃陇右工委领导,当时的陇右工委书记是高健君。民国37年,中共皋榆工委成立,他领导的支部划给了皋榆工委,工委书记是罗扬实。据我所知,父亲发展、解放后组织认可的共产党员有马济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夏市首任市长)、拜学忠(新中国成立后临夏县首任县长)、曹稷农(又名曹福寿,新中国成立后任临夏军管会文教科长兼临夏中学校长)、曹逸仙(新中国成立后任临夏军管会副主任)、鲁子俊(新中国成立后临夏军管会担任接收国立西北师范学校军代表,临夏师范学校首任校长)、罗文正(曾任临夏市政协副主席)、傅璘(新中国成立后兰州面粉厂首任厂长)、杨百川(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公安厅秘书,杨介绍原甘肃省公安厅予审处钟海泉加入了地下党)。 

    父亲还积极从事上层统战工作,1949年,我来兰州后曾陪同父亲去过杨思、水楚琴、张鸿汀、裴建准、鲁大昌等人的家。据同乡陈同年先生怀念父亲的文章称:“余初次与松轩相识是1939年在河西走廊武威城,见他貌不惊人、性格孤僻,无固定职业,亦从不透露政治身份。以后与其表亲雷竞存闲谈时方知松轩以前曾两次被捕,备受折磨,不禁肃然起敬。1941年余在甘肃建设厅工作时又见松轩在兰赋闲,孑然一身,出入在朋友亲人同乡一般商贾中,行踪不定,似有所为……1948年李翰园接任联勤总部兰州被服厂厂长后,松轩以同乡身份被委以总厂工务科二等事务员,负责被服厂及女工部辅助材料采购工作,当时余在总务科负责,因工作关系不时见面。是年冬天松轩去西安采购催运材料,月余回厂,见其一反常态,遇人高谈阔论,对国共两军战况及共产党在解放区各项政策叙述甚详,表情乐观。余因当时西北两马作垂死挣扎,正在兰州大学等处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劝其谨言慎行,以防不测,并与翰园谈及松轩新近表现,李暗告松轩青年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嘱余保密。余始知翰园在被服厂安插松轩及胡兰谷、陈伯鸿等进步人士意图。因翰园青年时期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马鸿逵部队工作被迫退党,来西北后仍与地下工作者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李翰园曾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 

    1949年,母亲带我们弟妹6人来兰,暂住在安定门外叔父杨百川家中。父亲动员我说,你年纪不小了,又是中学生,我像你这么大时已离开了家乡、亲人,你要帮爸爸做些事,但危险,你一定要谨慎行事,不然爸爸会有生命危险。一天,他让我到安定门内中山路一商行(现在兰州市百货公司住地)找一个叫马林逸的人到我家中,他们谈话时我就在旁边,因我从小就知道共产党,因此听出他们谈的是共产党的事,常提到“特委”。3月,我们搬到小西湖临和永宁同乡会院中,马林逸经常来我们家,有时还住在家中,有一次父亲让我买了两斤羊肉,他风趣地开玩笑说:“我是佛教徒从不动荤(其实说明当时生活极度清贫),今天开戒招待你这个穆斯林,也让我的孩子们解解馋,放心,坏不了你的口。”就这样,他热情接待往来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给有关部门反映过此事,但“特委”与马林逸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重视。过去我接触党组织的资料很少,从没见过有“特委”的提法。2012年读《六多将军范明》一书时发现书中提到过有个“陕甘特委”。今年在《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一书中更多次提到“中共甘青宁特委”、“陇东特委”等组织机构。很遗憾,很多老前辈已经作古,失去了调查的机会。 

    当年4月,临夏商人侯巨卿领牙鸿渭(即牙含章)到我家,父亲因故态度冷淡,过了不久,牙鸿渭又来了,而且在我家中住过几次,还与父亲约见过马济华、拜学忠、曹逸仙、傅璘等人。 

    当年5月,原在甘肃省贸易公司工作的鲁子俊给父亲说,他的同学赵珑担任了国民党兰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约他去警备司令部工作,他从未在军界干过不想去,父亲说“这样重要的机关,我们想派人进去都很困难,你一定要去。”后来他又让我到第二新村鲁的家,把鲁请来与牙鸿渭(牙与鲁是同学)再三动员,鲁去了敌兰州警备司令部担任上校秘书。鲁在警司期间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 

    马步芳担任西北行政长官后,连续公布了一系列反共法令,在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6月,马林逸从西安回兰州,说陈海寰同志被捕了。他准备在兰州黄河铁桥炸死马步芳,父亲不同意他的冒险行动,没有施行。父亲被捕后,我给他通知了父亲被捕的消息,从此再未见过他(听鲁子俊说临夏解放时他在临夏,当时大夏河桥被大水冲断,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让老百姓背过了河,他对此行为很不满,一气之下去了新疆。)。我在兰州市公安局工作时在甘肃省公安厅编印的《需查证人员名册》上见到过马林逸资料,他原名马玉龙,是马仲英部少校军官,抗日战争胜利后被编入“军官总”。 

    7月11日,鲁子俊发现侯巨卿被捕,鲁来我家通报了消息,父亲未来得及转移,当夜被捕。我按父亲平日教导,立即向马济华、马林逸、傅璘、罗文正同志通报了父亲被捕的消息,他们都做了应变部署,父亲发展的党员与联系的进步人士无一人被捕或发生意外,而他却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 

    1961年我,在兰州市公安局工作时发现,父亲的牺牲,是由于叛徒徐懋学的出卖,后来徐终于归案,兰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父亲出身于封建大家族,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毅然参加革命,积极进取,洁身自好,在旧社会三妻四妾是男人的特权,母亲大度,为了他社交方便替他两次介绍纳妾,被他断然拒绝,他经历了多次磨难,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革命精神激励我清白的走过了前半生。今天,怀念父亲无私无畏的一生,对我走完人生之路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相关链接 

    中共导河特别支部

    1927年4月下旬,中共党员胡廷珍、李印平在临夏创建了“中共导河特别支部”。该支部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是甘肃早期的3个特支之一。特支建立后,编辑出版了石印旬刊《工农之声》,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同期,在导河特支的领导下,建立了“导河青年社”。1927年4月28日,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敌人杀害。消息传来后,在胡廷珍的组织下,于5月7日在临夏县城东关庙召开了临夏各界群众参加的悼念李大钊烈士大会。胡廷珍介绍了李大钊等烈士遇难的情况,揭露、控诉了反动军阀的罪行。会后,青年社的同志身着蓝色服装,佩黑纱、穿白鞋,整队游行。这次行动宣传了革命思想,唤醒了广大民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觉悟。1927年6月,胡廷珍离开临夏,支部成员杨松轩、李永泰(李剑虹)等同志随后被捕,中共导河特别支部遭到破坏,从此停止了活动。负责人:李印平(1927年4月至6月),成员:杨松轩、李永泰、傅王秀。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第11—12页)

    杨松轩

    (1907—1949.7.25),临夏市人。中共导河特别支部成员,1927年在兰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1月10日,在导河县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0年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后在本地兴华学校任教。1949年初,经中共临夏在兰支部负责人侯巨卿介绍重新入党。同年7月11日,在兰州再次逮捕,25日夜被敌人杀害于兰州。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第13页)

    导河青年社

    (1927年4月至6月)中共导河特别支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在导河县凤林高等学堂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导河青年社”。参加青年社的成员有鲁成明、魏秉仁、李建章、胡廷宝、牙含章、王砚生、刘应虎、杨定红、刘盛义、邓豪杰等。青年社在中共导河特支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李印平负责该社的学习和教育,多次给青年社的成员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杨松轩组织编演文艺节目,宣传革命思想。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青年社在临夏山陕会馆演出话剧《斗地主》,揭露了黑暗的封建统治,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1927年6月,随着导河特支被破坏,青年社也停止了活动。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第14页)

    何谓宁汉合流

    宁,南京的别称。汉,武汉的别称。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与武汉的汪精卫政府的妥协与合作,史称“宁汉合流”。 

    当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武汉渐有妥协趋势。而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质: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责任编辑:马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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