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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州古丝绸之路

2017-12-05 来源:临夏史话  记者: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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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丝绸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喜爱,也引起了中亚、西亚和欧洲人民的浓厚兴趣。西方人得到丝绸,视为无上珍品。约公元1世纪至2世纪,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西域商路的畅通,中国丝织品不断销往西方。埃及成为中国丝绸的集散地,罗马的富豪、贵族名媛以着中国丝绸为荣耀。丰厚的利润鼓舞了大批商人,他们结成庞大的商队,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使丝绸贸易成为古代世界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的商品。而这条贩运丝绸的商路,逐渐变成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是一条最长、最壮观的中西交流的线路,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后被广泛使用。

河州是丝绸之路南路重镇,唐蕃古道必经之地,曾有辉煌的过去。历史上,周穆王驾八骏西游,张骞凿空,隋炀帝杨广西巡,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都是沿着丝绸南道经过河州西去的。

丝绸之路分北路、中路、南路三条。北路,从长安出发,经泾河流域的泾川、平凉,过六盘山,沿祖厉河而下,在靖远附近渡黄河,再经景泰、大靖至武威,沿河西走廊西行。中路,由长安、平凉过六盘山,经华家岭、定西、榆中至兰州,入河西大道。

南路,也就是经过河州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天水、秦安、陇西至临洮(古狄道)渡洮河,经康乐县虎关、流川至广河县城,渡过广通河(古大夏水)至阿力麻土(古大夏城),登上分水梁,经和政县陈家集、临夏县的路盘,出牛津河口,渡过大夏河(古漓水)至临夏市(古枹罕城,今市区略东),再经北塬至炳灵寺峡渡黄河(古称凤林渡),登王家大山(古称长夷岭),经永靖的杨塔、王台、川城至青海民和马营,继续北行经古鄯北古城(古允吾城,又叫龙支)至上川口东(古称辗伯津),渡过湟水,进入浩门川(今大通河谷),北行至永登古城(古令居),自此至门源,经俄堡走扁都口(古焉支山大斗拨谷)至张掖。这条道的另一分支是枹罕—河关—允吾道,从临夏上北塬经井沟、银川、胡林家、吹麻滩、刘集至大河家渡黄河,再经民和官亭会合于古鄯口。

经河州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是由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过陇关,经今甘肃天水(秦汉称上邽,隋唐称秦州)、临洮(狄道)、河州(枹罕)、永靖到今青海西宁,然后过大斗拨谷(今扁都口)到东段河西道重镇张掖。

经丝绸之路南道还有一条捷径,狄道至左南津道,自临洮洮河右岸至白崖,渡洮河至洮西唐汪川,沿董家岭(有古烽火台,称干沟山墩,今称卡龙墩)古都市,麻石湾沟,红崖子(有红崖子墩)或跨飞桥,或从扎木池(古驿站)乘船渡黄河至左南津(今被刘家峡水库所淹没)与允吾道至河西古道会合。

与丝绸之路东段河西道相平行的,还有一条通西域的道路,即汉时的“羌中道”,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道”。这条道路由永靖渡过黄河后,经青海湖北部,沿祁连山的南麓和柴达木盆地北缘,越阿尔金山的葛斯山口(约在今新疆索而库里)直达若羌。这条线路自北魏时起,就成了商贾、僧侣和使者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通道之一。直到清初,还在沿线设置卡伦哨所、台站,控制往来青海和新疆的交通。这条线路在黄河以东,与陇右南道相连接,由河州的河关或临津关或凤林关过黄河,越抗脊山(即小积石山,又称唐述山),西行至今青海乐都一带,由乐都沿湟水西行,进入柴达木盆地北缘,至阿尔金山噶斯山口(今青海噶斯汗尔西北库布地区),进入若羌与西域南道相接地区。经扁都口到河西,也是经由这条道路通行的。

在今青海境内,还有一条不经西域直接经西藏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条线路的大体走向是:由河州进入今青海后,北上至乐都,沿湟水西行,至青海湖西,向西南行,经今青海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在西藏境内,经过安多(敢国)、那曲,到达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由聂拉木进入尼泊尔。

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漫长商路上,最先活跃的是大食人、波斯人、中亚粟特人。元朝的“斡脱”商人曾一度活跃于此,后来留居河州,成为临夏回族、东乡族先民的一部分。

 

只道河州天尽头,

谁知更有许多州。

八千里外尼巴国,

行客经年未得休。

 

这是明代大学士解缙谪居河州时写下的诗篇。丝绸之路促进了贸易,加强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使中国人的视野从“天尽头”河州开阔了数千里乃至万里,也促使丝绸之路上兴起了许多城市,河州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西夏占据河西道后,丝绸之路北路受阻,河州的丝路南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州属于安乐州,给朝廷贡赋“麝香、麸金、赋、布、麻”。据《资治通鉴》记载,经唐初的经营开发,至天宝年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外而尽唐境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成吉思汗占领中亚以后,这条丝绸古道畅通无阻。花剌子模国的“撒尔塔”人也是沿着这条古道留戍东乡,屯田驻守;活跃在丝路上的“斡脱”商人继粟特人之后,一度操纵了丝绸之路的专利权。他们成为东乡族族源的主要成分。唐蕃古道也从此通过。这里店铺相连,商贾云集,商队逶迤,茶马互市,熙熙攘攘,商品荟萃。各民族和睦相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元代诗人马祖常在《河湟书事》诗文中写道:

 

波斯老贾渡流沙,

夜听驼铃识路赊。

采玉河边青石子,

收来东国易桑麻。

 

很形象地描述了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牵着骆驼艰难跋涉、寻玉采宝到中国经商贸易的情景。

 

西部的旱码头

青藏的皮毛云南的茶,

茶叶啦换了个骏马,

河州的商人走天下,

大市场开出了鲜花。

 

西部的旱码头名声大,

工艺毯销到了欧亚,

黄河上长大的河州娃,

尕生意做了个潇洒。

 

这首流传在河州的“花儿”,形象地反映了河州历史上居“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之要地,作为“西部旱码头”进行“茶马互市”商贾活动的盛况。

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联系农区与牧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促使临夏成为黄河上游重要商埠的外在条件。早在汉朝时期,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唐代是“唐蕃古道”通衢。元代穆斯林“斡脱”商队异常活跃。明代又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经历朝历代,河州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部货物吞吐量很大的集散地。

汉代,自张骞通西域之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开通,中国的丝绸、瓷器、火药、造纸术、茶叶,通过这条传递文明、缔结友谊的干道源源西进,阿拉伯、波斯、中亚一带的天文、历算、音乐、舞蹈、医药、香料、珠宝、汗血马等不断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而彪炳于世。

唐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阿拉伯半岛经济、文化的强盛时期。强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相当频繁。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为鼓励穆斯林寻求友谊,增长知识,曾号召人们“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据史书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7年间,大食国遣使到中国通好达36次,波斯派来的使节达20多次。贸易方式有两种,使节的“进贡”与朝廷“回赐”和民间的贸易。“进贡”其实就是一种做买卖的方式,他们把贡品奉献给中国皇帝,皇帝回赐许多礼物,这些回赐往往远超过贡礼的价值。民间商业活动的范围广、流动性大,不仅在长安,而且在沿海、西南和西北都有。也有不少大食商人沿丝绸之路进入甘肃各地贸易,有的留下来“列市而肆”,“与华人杂处”,“营第宅,娶妻生子”,“愿为唐臣”,这些人被称为“住唐”或“番客”。

河州地处陇上丝绸之路南线要冲,在唐朝时就有大食、波斯商人“留居河州”。据说,当时有10个阿拉伯商人或传教士留居河州,群众尊称他们为“十大上人”,逝世后葬在城南郊,后迁至红园西侧。传说“先有哈家坟,后有河州城”。在丝绸之路上,逶迤的商队、清脆的驼铃、忙碌的信使、矫健的戍卒络绎不绝。

宋代沿袭唐人的习惯,仍将宋代来华贸易的大食、波斯、哈剌汗朝的穆斯林商人称为“番客”。“一时穆斯林如潮而至”,遍及全国。西夏控制丝绸之路北路之后,河湟道空前活跃。由于南道沿路人烟辏集,区域富庶,大食、波斯商人乐走此道。《宋会要辑稿》载:“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回纥、于阗、甘卢等国人尝赍番货……出熙河路(辖河州)。”(李复《乞置榷桩场》)游师雄知秦州、河州时,将西域商人“抑留于熙河”。秦凤路、熙河路、兰岷路都有大量西域商人活动的记载。他们进行茶马和丝绢交易,与中国长时间“贱商”“轻商”的观念不同。商业是穆斯林崇尚的职业,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就是一位大商人。中国穆斯林主营农业,又以擅长经商而著称。元代,中亚、波斯和阿拉伯人迁居中国后,即在大城市经商,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穆斯林商人的足迹,尤其在西北、西南民族地区更为活跃。

《临夏州志》记载:“元代还有不少被称为‘斡脱’的官办的穆斯林商队活跃在临夏地区。”所谓“斡脱”,就是宫廷和官方提供资金,服务于宫廷和官方及贵族的经商者。经商者主要是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所提供的资金称之为“斡脱钱”或“斡脱官钱”。他们组成穆斯林商队,“持玺书,佩虎符”,享有免税及食宿交通上的种种特权,因而取得很大的利润。《黑鞑事略》云:斡脱人经商“多技巧,多会诸国言语,直是了得”。“一铤之本,辗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朝无担石之信者,暮获千金之利”。蒙思明先生在其所著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说:“元时之富商大贾大部是为西域之回教徒。”

“斡脱”商人广泛活跃在中原各地,甚至深入到“草地”、“西番地面”、“西土”、“海岛”。1263年时,仅中都路(今北京)回回就有2953户,其中大多数为“斡脱”户。元时回回比较集中的西北河州(当时称为“西番地面”)自然不会少,临夏存在着大量的“斡脱”地名就是有力的证明。据调查,河州有“斡脱”、“科妥”地名45个。其中东乡最多,有18个,永靖14个,和政6个,临夏县4个,积石山2个,广河县1个。这就是“斡脱”人活动的地名活化石。

另外,从回族、东乡族形成的渊源上看,与东西亚之间频繁的贸易、文化交流与军事碰撞密不可分。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撒尔塔”的原始意义是“商贾”的意思,后来演变为穆斯林的意思。“撒尔塔”人是继粟特人之后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人。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西域花剌子模等地的穆斯林军人、商人、平民、工匠,从刀光剑影和战争硝烟中大跨度迁徙到中国,形成回族、东乡族的族源。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牲畜,没有生产资料,只有依靠操持饮食服务业和商业来维持生活。他们定居中国后,没有受中国历史上长时间形成的“重农轻商”观念的影响,秉承了伊斯兰文化崇尚经商的思想观念及经商方式,与本民族传统相糅合,逐步形成了以回藏贸易为主、以阿拉伯式长途贩运为特点的区域性商业文化,并逐步形成了临夏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流通活跃”之经济特点。

明代,河州商业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大超前跨越了。临夏地区有着连川滇、接新疆、通秦陇、达青藏的特殊地理环境,称为“河湟雄镇”,形成颇具实力的商品集散地。

明初,朱元璋设立了河州“茶马司”,是诸多“茶马司”的核心司,每三年征马一次,每次几千匹至上万匹不等。半个世纪间,仅河州地区征马总量达到20万匹以上。每匹马平均以50斤茶计算,茶叶总量可达1000万斤以上。还有畜产品、农产品的交易。河州设立大市、中市,常年交易,有“番客百户所”、“番厂”(贸易市场),各县都设有集市。河州成了中原与藏区贸易的枢纽之区。

屯田的军队(近一万人)与百姓之间也进行茶布与粮食贸易。这个时期的商业贸易,打造了河州经济的“第三次繁荣”。“秦陇以西,繁华称道”,“河州遂为乐土”,成了“米多粮贱的富庶之区”,成了“上等州”。

清代,统治者对回族残酷的民族压迫剥削从始至终,迫使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人民多次进行反抗斗争。这些反抗斗争,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均以失败而告终,如顺治、乾隆、同治、光绪时期都有规模很大的反清斗争,起义失败后则是清廷惨绝人寰的“善后”,对参加过反清斗争的回民及其亲属血腥屠杀、搜捕,把他们的土地、财产作为叛产加以没收,在政治、法律上歧视他们,“强行移民”,“近城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左文襄公全集》卷四一七),令其到“荒绝无主”的地方居住。生产力遭到破坏,扼杀了回族经商的条件,一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一一拔除。回族逐渐丧失了在丝路上居住和经商的地理优势。

清代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闭海关,实行海禁,限制对外贸易。

由于清代对回族严酷的民族压迫及对回民起义的血腥镇压,使得西北、西南的回族纷纷转向内地城市,以求财产、生命的安全。同治年间,甘肃河州义军首领因马占鳌投降清廷而被例外保全。正如《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回族》一文所写:甘肃回族的商业经济,不仅历史长,而且有其自己的民族特色,亦农亦商历来是甘肃回族的传统经营方式。回族向来有赶集的习惯,且善于从事饮食业和鲜货业。早在明、清时期,河州就成为甘、青交界处的商业中心,“贸易至午而散”,“四方客商居焉”。八坊、韩集、双城、莲花、大河家、三甲集、唐汪川、锁南坝等地成为河州的主要集市。经商形式上,记载为“多脚户”“多负贩”,“商贩如织”。“一溜儿山,两溜儿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的花儿就是这时流行的。这是从临夏传统的商业文化的历史深处传来的天籁之音。就是在同治、光绪年间穆斯林百姓反清时,河州有头有脸的字号商户也有100余家,如渊发明、大丰和、天庆诚、庆顺泰、德合生、自立合、复兴德、敬信义、同盛协、永兴店、春生辉、万顺祯、永盛福等。到1900年后,河州古城大小私商已达1100多户,资金达30万白洋。回族商人的商业活动,使当时的河州成为全国回族聚居地区中最大也是最富足的聚居区,仅州内八个清真寺所辑的教坊教民人数就达3万人。正如《甘宁青史略》载:“盖八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达三万余人,全系回族。”

经营的商品仍是粮食、皮毛、毛褐、铁器、药材、茶叶、鞍具、布匹、保安腰刀、毛毡、土盐、民族用品等。

民国初期,交易兴盛,临夏客商云集。民国23年(1934年)统计,较大的商业资本有25家,全系回族,资本估计1500万元;中等商人107家,回七汉三,资本估计570万元;小商户495家,回六汉四,资本估计24.7万元。到民国32年(1943年),临夏、宁夏有百货、皮货、山货店铺527户,私商2525人,资金3.5亿元。

民国35年(1946年),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指令对临夏商业进行登记,共有工商户858家,46个行业,拥有资金2.2亿元。资金在10万元以上的字号有26家,主要从事杂货业、布梭业、京货业、木植业、粮食业;资金20万元以上的字号有鼎立成、渊发明、聚盛恒、大义道、太生集、金信和、和生德、海发云、万盛祥等。

临夏商人在外地也有不少商号,如夏河就有同心盟、同心马、义兴马、世兴锡、德兴元、公兴元、天顺祥等商号。这些商号从业人员都会藏语,与当地藏民交易如鱼得水。或以物易物,或收购牛羊皮、牛羊、马匹、野兽皮、麝香、鹿茸、虫草等。

临夏商人还与国外英、美、德等国洋行合作,如新泰兴洋行、聚利洋行、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生仁洋行等来临夏设庄,销洋货,购羊毛,大大推动了羊毛生意的兴盛。

1939年,马辅臣(亦名马矿务)利用陪送达赖进藏的机会,带一拨人去印度做生意。他们带出绸缎、金银首饰、瓷器等商品,带回大量毛哔叽、呢绒、香料等货物,在临夏市场上销售。临夏穆斯林还通过“朝觐”机会,带回大量中东、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商品,行销临夏。民国时,河州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利用手中的财和权,大量进行国内、国外贸易。他们资金雄厚,势力强大,带有官僚垄断性,在临夏有很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有私营商户2519户,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商业活动几上几下,至改革开放后,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个体商户达1.5万户,有5万人经商,注册资金3600多万元,建成市场100多个,集市交易额8000多万元。与13个省、市、自治区的27个地区建立了协作关系,全国各省市都有河州人在做生意,主要从事畜业、饮食服务业、劳务业等。临夏州内街道上,昔日的杂乱地摊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富丽堂皇的大型商场、专业市场和特色商品街。其中有临夏市北大街民族用品商业街、东校场农副产品市场、桥南综合市场、广河三甲集皮毛茶叶市场。此外还有临夏市八坊集团活畜交易市场,每天有50辆康明斯车的活畜在那儿交易,年交易额近10亿元,每年光交易的活畜就有300万头(只)左右。你听,商队的“花儿”又唱起来了:

 

                                 阿哥的车队砝码大,

                                 千里路一站啦到哈。

                                 牛羊的生意没尺码,

                                 聚金藏宝的临夏。

 

有谁想到,各种资源较为贫乏的临夏,变成了商品聚汇、万商云集的西部商埠。资源贫乏,却能使全国的各种货物应有尽有;没有森林,却拥有西北最大的木材商场;并非牧区,牛羊皮市场却异常火爆;不产茶叶,却形成庞大的茶叶批发市场。这种神奇,令南来北往的人们惊叹不已。正如《大夏桥碑》记载:“百货辐辏,凡驿使商,轩轮蹄之往来,靡不取道而问津于此。”真正重现了“西部旱码头”的风采。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费孝通考察临夏后,由衷地赞叹:“东有温州,西有河州。”(马志勇


责任编辑:马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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