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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祖国统一,抵制藏独分裂阴谋

2017-12-04 来源:河州老马的博客  记者:  点击数:

————记马麒与藏独的斗争

马俊华

一、马麒身世 

马麒(1869年—1936年),小名尕七,字阁臣。是马海晏的长子,生于同治八年八月十八日(1869年9月23日)。1930年1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主席兼第一师师长,并授陆军中将军衔。

其父亲马海晏,同治年跟随马占鳌在河州起义,任先锋官。同治六年十月至同治八年八月的两年多时间,马占鳌指挥河州起义军连续六次打败了陕甘总督穆图善对河州的围剿。期间,马海晏率领河州起义军,与清军作战,不仅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而且也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饶勇善战的干将。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太子寺战役中,马海宴多次率领起义军与清军作战,成为马占鳌最得力的助手和干将。特别是在新路坡战斗中,马海晏率军出色地实施了马占鳌“黑虎掏心” 战术,打死湘军前方总指挥傅先宗,取得太子寺战役的胜利。时年马海晏33岁。

太子寺战役胜利后,马占鳌力排众议,提出了胜后投降的策略,又说服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向左宗棠投降。河州起义军投降后,左宗棠改编马占鳌部为“镇南”马队三旗,任命马占鳌为统领兼中旗督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马队管带,归河州镇沈玉遂节制。从此,马海晏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清朝的军官,隶属马占鳌之下。马海晏被任命为管带后,举家从柴墩岭迁居癿藏沟。

光绪十二年马占鳌逝世后,由其子马安良继统其军,隶属董福祥的“甘军”节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清政府调甘军东下直隶,以保护京畿。董福祥东下时将马安良所部“镇南军”留在甘肃,以维护地方治安。将马安良部的马海晏调入马福禄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简练军”,由马福禄统带。马海晏被提升为“简练军”旗官,为马福禄部下,随董福祥进京,同时去的还有他的长子马麒。进京后被编为“武卫后军”,归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节制,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及蓟州一带。1900年参加了围攻外国使馆和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先后在通州、杨村、廊坊、张家湾、卢沟桥、廊坊等地同八国联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因此,董军博得了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的赏识。随后甘军被调入京,攻击使馆。六月初六日(1900年7月2日)夜,马福禄在正阳门殉职后,简练军失去指挥,部队遂由马福祥带出北京,经岑春煊指点,率领马海晏、马麒等前往山西护驾。于八月十五日赶到山西宣化时追上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车驾。但马海晏在战阵中患病,加上追驾奔波,辛劳过度,至宣化后病故,享年64岁。慈禧为顾念马海晏效忠有功,追赠记名总兵,遗职由其子马麒接任。马海晏生有三子,长子马麒、次子马麟、季子马凤,其中马凤在早年与藏民械斗中亡故。

马麒原是武生,随父马海晏在军中任哨官,接任简练军旗官之职后,继续随马福祥护驾南行。在晋南风陵渡渡黄河时,风浪汹涌,情况危急,马安良挺身而出,率马福祥、马麒等掌舵扈从,因而博得了慈禧的赞扬。

1901年9月7日,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后,董福祥被列强指名惩办,因此董福祥被清政府革职。董被革职后,马安良也回到甘肃,驻防河州以“自卫”,所率军队也被改编,只剩下马队一营三旗,遂改名为“镇南军”,马安良任统带。马福祥回到河州老家,其部下马麒由旗官升任花翎衔循化营参将,驻防巴燕戎格扎什巴镇,从而取得了循化和巴燕戎格的军事领导权,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陕西响应,宣布独立,陕西巡抚升允和甘肃总督长庚调甘军援陕。长耿在改编甘肃诸军时,将马福祥所部改编为“昭武军”;将马安良的“镇南军”改编为“精锐军”,并以回军战斗力强,让马福祥担任先锋。但是,马福祥却不愿再为清朝效力,借故其父马千龄去世为借口,请求留在兰州不愿出兵。这样,长庚就命马福祥率昭武军驻守兰州,命马安良率“精锐西军”赴陕。马安良借口兵力不足,向长庚要求,请拨马福祥两营兵力为助,马福祥迫于无奈,将马麒所率一个骑兵营划归马安良。这样,马麒所部又归属为马安良部下。马麒划归马安良后,协助马安良整编所部,又从循化、河州、临洮、平番等地招募新兵六千余人,与旧部合编成中、前、后、左、右五军,统称“精锐西军”,马安良任总统,马麒任帮统,马国仁、马占奎、马璘、马廷勷任分统,于1911年冬随同陆洪涛部开赴陕西前线。

清帝宣布退位以后,马安良与马麒商量进退之策。马麒建议暗与陕西新军会晤,暗令西军向西撤退。这时,护理甘肃布政使(相当现在的省长)赵惟熙、新疆巴里坤总兵统领马福祥等,代表甘肃军民通电承认共和,下令撤回入陕甘军。马安良撤回兰州以后,除留三营马队驻守兰州外,命令马麒以“遣散”名义率领西军大部移驻河州及洮岷地区,并以其弟马国良部进驻陇南。这样,马安良的“精锐西军” 分驻于兰州、天水、河州、岷州等地,控制了甘肃的整个局势。马麒率部回河州后,将部队分驻于西门外、西关口、南关外、花泉寺、大河家、大沟、黄泥湾、太子寺一带。

马安良被任命为甘肃提督以后,马麒也被提升为洮岷地区的协副将,统辖岷州、临洮、阶州、文县、西固五营及成县、西和、礼县三汛,马步兵额达到2390人。其弟马麟由前营步队管带升任西军分统,其叔马海渊、堂弟马同、长子马步青等均升任为西军营官,这时马麒在西军中开始自成一系了。

二、“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

1912年8月21日,马麒被任命为西宁镇总兵,于9月20日率部进驻西宁。从此,他自成一体,成为统治青海的势力派人物。马麒到职后,结交张广建为靠山,并通过张广建向袁世凯表达“拥戴”之心。1915年10月,经北京政府批准,将西宁办事长官一职予以裁撤,同时改西宁镇总兵为“甘边宁海镇守使”,任命马麒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这年十月十二日,马麒正式在西宁就职,青海军政大权从此归于统一,结束了数百年以来青海地区三权分治、政令不一的局面,同时,马麒也达到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目的。

1915年初,他呈准甘肃督军,并报陆军总部核准,将西宁各军统编为“西宁青海巡防马步全军”,简称“宁海军”,自任总统,其弟马麟为帮统,初为八个营,分左、前、右三路,兵力1300人。到1922年时,马步总兵力增至46营,马步兵6600多人,马1500匹,各种枪支2500多支,轻机枪12挺,还有湘军遗留的土开花大炮一尊。在甘肃各镇中,已独立鳌头。宁海军从总统、帮统、统领到营长46人中,其家族成员占32人。因此,宁海军就是马家军阀的主要支柱。从此,马麒摆脱了马安良的“精锐西军”,自成一体,成为西北地区的另一支政治势力。

1914年,马麒上报北洋政府,派人勘界后,明令将玉树地区划归甘肃,从行政区划上确定了青海南部地区的管辖范围,解决了川陇边界纠纷。1915年12月,为加强玉树防务,在结古成立宁海军玉树防务支队司令部,任命马麟为司令,率宁海军驻防结古。1916年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不久,马麒又报请北洋政府批准,颁发了玉树地区藏族千户、百户执照,承认藏族部落头人的封建特权,从而坚定了封建部落头人归向他的思想。并提倡移民实边,募兵屯垦。

三、平定吕光

民国初年,陕西巡抚升允等一些清室贵族谋图复辟,在东北、内蒙古一带,结成宗社党,进行复辟活动。

吕光,满洲正白旗人,清末供职京师。民国成立后,加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以“复清灭民”为宗旨的宗社党,企图恢复清朝统治。该党首先以东北为中心,煽动当时内外蒙古地区宗教上层人士,纠集力量,随后进入青海地区。1914年10月,吕光窜入循化县属拉卜楞寺,自称清室六皇子,大肆招摇闯骗。拉卜楞寺亲王(即河南亲王)因与升允早有联系,即予支持。拉卜楞寺各活佛也随之起而响应。吕光便以“承制总督内外勤王忠义马步全军一等忠顺公”名义,于1914年12月下旬,嗾使当地蒙族、藏族群众六百余人,组成了一支复辟武装,扬言“复清灭民”,并先行攻击临夏,但被临夏派出的驻军击溃。1916年1月,吕光仓皇窜到青海保安(同仁)隆务寺,骗取该寺活佛和保安十二族隆务昂贝勒贡等的支持,并以“佛骨显灵,吕光为真主”来蛊惑人心。将保安堡旧都司衙门改称为:“王府”,公然以“宣统八年”年号张贴“颠覆民国”的汉藏文告,并将保安贮存的军械交付保安十二族,制造令箭旗牌,操练人马,挂出“复清灭民”、“保国安民”的蓝边红字旗,谋图武装暴乱。一时青海藏蒙王公千百户和大通、湟源、威远堡一带的群众,不明就里。蠢蠢欲动。吕光还致函兰州的马安良,请其出兵响应,但马安良未作答复,未置可否。吕光遂于1916年8月初,编练保安十二族群众为步骑八大营,陈兵于循化扁都沟。马麒呈请甘督张广建允准,派兵在扁都沟击溃吕光。吕光逃窜到贵德后,又煽动群众组织“复清会”,组织武装,仍进行复辟活动。马麒以吕光势力日益增大,必为后患,于1917年5月15日,命宁海军步兵第二营管带马麟为司令,马队第十一营管带马海渊为副司令,率队从西宁出发进行清剿。宁海军在贵德县打败吕光,并活捉了吕光。1917年9月,马麒根据甘肃都署转达的北洋政府将吕光就地正法的电令,将吕光绞杀于狱中。平息了叛乱活动。

四、“艳电”保领土

“西拇拉会议”

1913年10月13日,久已插足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分子,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英、藏、中三方会议,简称“西拇拉会议”。谈判所谓西藏行政区划的独立和划界问题。英方参加会议的是印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西藏地方代表伦青霞札,中国北洋政府代表为西藏宣扶使陈贻范,副使王海平。

1914年4月27日,英国唆使西藏代表提出了一个已由英国及西藏地方嘎厦政府事先签字的条约草案,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 及不许中国在包括西康等地设官、驻兵的荒谬方案。当遭到中国代表的拒绝后,英国又提出事先策划好的、所谓的“折中”方案。这个折中“方案”中,把中国西藏地区划为“内藏”和“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由中国政府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这个折中方案的实质,是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篡改为所谓的“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如此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代表的坚决反对,拒绝签字,并声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此“条约”和任何类似的条约文件。但英国和西藏当局代表背着中国政府代表签订了《西拇拉条约》,并炮制了一份用红蓝线划出内藏和外藏疆界的所谓“西藏地图”。袁世凯北洋政府不敢与英国抗战,会上北洋政府代表竟同意划分“内藏”和“外藏”的要求,同意将“青海南部之地,划入内藏地区”,这就等于承认了《西拇拉条约》和所谓的“西藏地图”所划的区域范围。会议一结束,秉承北京政府妥协退让旨意的四川经略使尹昌衡就与西藏上层亲英势力私下协议,按“西藏地图”将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纳入西藏,进而以“内藏”、“外藏”划分范围,武装占领本属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之玉树地区,一时西陲形势逐渐紧张。

当时,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其管辖范围基本包括今日青海全省。但当时青海并未建省,甘边宁海镇守使为甘肃都督下属,而当时主持甘肃军政的护理都督张炳华,以四川乡梓关系,偏私徇情,用玉树“近与西藏有宗教渊源,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等由,下文指令马麒放弃玉树,由四川管辖,并入“内藏地区”,阻止马麒往玉树派驻军队,马麒当即写信据理力争,提出:“青海为民国领土,玉树为民国人民,派兵保护,为甘肃应尽之义务。且青海西界新疆,南界西藏,皆系中国领土,而原函称‘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一语,尤不识意之所在。因英、藏之交涉,遂并视青海为畏途呼?抑意中已不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乎?”他还进一步指出:“前清对于蒙古、西藏,徒取羁縻政策,义务既多放弃,权利因之损失。外蒙、西藏皆系前车。青海全境尚系我国之势力范围,若不未雨绸缪,必致有后事之悔!”经过马麒有利、有节的斗争,玉树地区仍隶属甘肃归甘边——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盘踞一年有余的川军始撤离。马麒即在玉树设置理事员;设立防区,派其弟马麟任玉树防务支队司令,并在从西宁至玉树沿途的交通台站,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措施。从而奠定了青海与西藏、四川行政区划的分界基础,抵制并粉碎了英帝国妄图肢解中国西藏的阴谋。

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为同盟国;以英、法、俄、日、比利时等国为协约国的双方进行交战。英帝国无暇东顾,此“西姆拉条约”并未实施。1917年,美国参战,中国等国也相继参战,协约国阵营增加至二十七个国家。1918年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艳电”保土

英国虽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并未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之际,它唆使西藏地方武装于1917年9月,在当时的川边特别区(后于1928年筹建西康省)、昌都西北类吾齐地区与当地川军发生冲突,由于川军大败,致使川属金沙江以西一带十二县大片土地被藏军占领。这时,英帝认为“西藏兵力尚不足与中国久持,故其前卫不宜与中国人烟稠密处接近”,便指示已潜入甘孜附近的英驻华副领事台克曼出面调停。川军因已无力反攻,遂接受了停战一年的协定。

停战后,台克曼前往北京,协同英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他提出的调停办法是:取消内外藏名称,对原定划归外藏之地,划分为二:将巴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规归中国;将德格以西各地划归西藏。就是包括当拉岭以北昆仑山以南地区(包括玉树地区)的大片四川、甘肃的土地划归西藏。北洋政府认为如此划分,实难承认。英使又允将冈拖划归内地,并说该地为西藏通往前藏之要道,尤瞻为产金地区,与中国有利害关系,较之德格以西荒僻之地,不可以道里计,不能以大小为比例等云云。北洋政府外交部询以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原拟作为内藏之地如何处理?英使谓此地离拉萨太近,不愿中国在彼处驻兵,致起冲突,必须划归西藏。

1919年9月5日,北洋政府在英帝的逼迫下,向与西藏毗连各省通电征求意见(史称“歌电”),马麒接电后,即与幕僚们计议,认为应该通电全国,据理力争,不能把玉树等大片土地划给西藏。他即刻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西藏、云南督军唐继尧、四川督军熊克武并阐边镇守使陈遐龄、甘肃督军张广建等有关方面发出“艳电”。据理力争,反对把包括玉树在内的大片四川、甘肃土地划归西藏。

电文说:

“顷奉钧署(甘肃督署)密令,内开:‘与英使磋商藏界始末中,有将昆仑南当拉岭北之地作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德格归外藏’等语。捧读至此,不胜骇异。查当拉岭即唐古特大山,番名当沙马拉。西起新、青、藏之交,东迤至昌都杂楚、鄂穆楚两河之交而止,绵亘千余里,近来舆图多以此为青海、西藏天然之界线。其实青海所辖玉树二十五族中之巴彦、曩谦、苏鲁克等土司,其地尚有错出,岭南在鄂穆楚河及索克河各流域者,今以当拉岭为青海界线,吾国失地亦属不少。况云当拉岭以北,未审以何处为止境?至于昆仑二字,尤属含糊。查昆仑老干,即新疆南部之托古兹达坂,由是东迤,横贯青海中部,绵亘二千余里,为江源河源之分水岭。所谓巴颜哈拉山者,亦有中昆仑之名。‘歌电’所谓昆仑,是否即此?如果即此而尽为内藏,不驻兵不设官,是举青海大半部,玉树二十五族,纵横数千里之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瓯脱,终必被人占领,较之前清时代抛弃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者,其损失之巨,大有过之而不及。且所谓德格以西等处划为西藏云者,其辞似无限制。查德格西北,即邓柯、石渠,自此以西,即青海所辖之二十五族也。该二十五族之境域,正在昆仑以南,当拉岭以北,德格以西。周特派员前勘玉树界务,所绘地图犹可复按。今既议划昆仑南当拉(岭)北为内藏,又议划德格以西为外藏,同一地方,究以何处为内藏,何处为外藏耶?其故总由袁大总统派员与英使会议时,未尝详细考察青海地理,亦未尝电知甘边征求意见,遂至成此巨谬。若果如此议结,与将青海全部划归西藏之初议相去几何?此次继续开会,不闻根据地理与英使明辩力争,以追正前失,乃谓英使有让步。果系辗转传讹,尚未察耶?抑谓青海地势无关轻重也?麒忝任边寄,兴亡有责,窃有怵目刿心而不能已于言者。查当拉岭以北昆仑以南,东西长二千余里,金沙、雅砻、澜沧、诸江之上游皆流衍其中,气候较青海北部为暖,玉树二十五族耕牧相杂,物产亦称富饶,实青海菁华所在。自前清收抚青海之初,即将玉树二十五族划归西宁夷情衙门管理,二十年来,此疆尔界,与西藏毫无关系。入民国后,川边欲占领二十五族中之巴彦、囊谦(川边亦谓隆庆)与甘争执,连年不决。蒙钧署特派周统领务学会同川边勘界始将情形查明入告。四年三月,奉亲袁大总统命令,隆庆二十五族仍旧归西宁管理,是地理统治上与川边无涉明甚。年来藏人虽攻陷川边十余县,而兵力尚未能越当拉岭以北,今川边划界已为奇耻,乃欲并甘肃素所管辖藏兵力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千里,辱国已甚,此麒所谓怵目刿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一也。麒自镇守宁海,兼管蒙番以来,适值藏氛日恶,川势日棘,诚恐唇亡齿寒,玉树难保,曾先后电准派马步五营,分电玉树各处,以期固我边篱,壮川声援,并安设由宁(西宁)至玉(玉树)台站,以利文报而便运输,又设玉树理事员管理民事。数年以来,辛苦经营,略有端绪,番兵与兵吏之感情亦日益洽浃。今若将昆仑以南划为内藏,势必撤去玉树之驻兵,取消已设之官员,不独堕国家已成之功,孤番民倚重之心,而自玉树以北,如果洛、汪什代亥、刚咱诸野番,以及循化、贵德迤南番族,皆将轻中国不可复制,缓则剽掠边鄙,急则结藏入寇,河湟自此无宁日矣,此麒所怵目刿心不能已于言者二也。西藏固中国之领土,今日虽不得已而与之划界,然异日国力发达,仍当进兵拉萨,以恢复原有之主权。而进兵拉萨其道有二:一曰南道,由川赴藏之路是也;二曰北道,由青赴藏之路是也。前清征服西藏之时,尝两道并进,所以克奏肤功。今日川边失败,形势日非,将来南道进兵,未易造次深入,所恃以出奇制胜者,惟青海之北道耳。且昆仑以南,玉树土司为青海之门户,拊西藏之肩背,西宁为赴拉萨必经之要道,将来经营发展,即可倚为制藏之策源地。若割为藏境,则拉萨之藩篱益固,西宁之距拉萨愈远,人攻我易,我攻人难,自顾不暇,焉能制藏?此麒所为怵目刿心而不能已于言者三也。尤可骇者,玉树川边吻齿相依,而德格、邓柯等县,乃玉、康往来必经之路,年来德、邓、石等县相继为藏兵占据,玉、康形势(应为交通——编者注)中断,其往来通信,常雇番商微服蜡丸,由玉树之结古(即盖古多)间道至川边之甘孜,五日之程,半月始达,犹被藏兵搜检以去。麒顷以中央接济川边之饷械不日到甘,而运道阻塞,日夜焦灼,正拟以陈镇(守)使密商川军由甘孜,宁军由结古,东西会攻德格、邓柯、石渠等县,以疏通运道,联络声气。今若将德格以西等处划为外藏,则德格等县再无恢复之日,玉、康声气从此永断,中央饷械无路得达,康定将陷于绝地,条约岂可恃哉?此麒所为怵目刿心而不能已于言者四也。拟请钧座据情转电中央,请外交部根据新旧图志,坚持力拒,不承认昆仑(南)当拉岭北、德格以西等字样。不独青、藏界线应请照前清会典旧图为准,即川边与西藏亦各有定界,岂可轻易变更?总而言之,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利之论。事关国家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

马麒的“‘艳电’一出,唤醒了民众,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反响。当时舆论称之为‘最有价值的反声’。评论说:‘惟甘宁海镇守使马麒电,能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反对将玉树地方划为内藏,不但可以使中央政府为之惶谢,即英人阅之,亦当无辞复争矣。’正因为如此,以康、滇、甘等省各界和国内民间团体纷纷通电响应,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迫使犹豫不定的北洋政府放弃原来拟议按英方所提划分内、外藏的初衷,作为全国人民的‘惶谢’。”

西藏和谈

“艳电”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但马麒清醒地看到英帝国主义不会因此而善罢甘休,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也不会偃旗息鼓。于是他又上书甘督张广建,并通过张呈请中央政府,建议派员入藏,与达赖直接联系,“做釜底抽薪之计”。此建议得到北洋政府的同意,并授命马麒实施与西藏和谈方案。1919年12月,马麒派青海红教喇嘛古浪仓、管理玉树二十五族的活佛拉卜尖贡仓、青海军事参事朱绣、咨议李忠连等人持张广建、马麒信件,进入西藏,广交西藏上层人士,互通声气,劝导他们拥护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消除误会和猜疑,息兵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经朱绣一行在拉萨四个多月的工作后,使达赖和西藏上层首脑人物的态度有了明显地转变。1920年4月,在代表团离藏返回时,十三世达赖设宴饯行,亲自交给汉藏合壁之公文一件和向张、马赠送的礼品,达赖说:“余亲英非出自本心,因钦差(指前清驻藏大臣)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唯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向内,同谋五族幸福。” 此后,达赖即派代表驻北京,与中央保持联系。马麒在拒英入侵,捍卫祖国疆土上作出了特殊贡献。

五、拉卜楞事件

安多地区与拉卜楞寺院

所谓安多地区,是指甘、川、青、康四省交界之地,包括甘肃的夏河、临潭、卓尼,青海的同仁、同德、贵德、果洛,四川的松潘、理番、西康的石渠等县局,面积约四十万平方里。“安多”来源于“吐蕃”之词。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西藏在藏语中称为“蕃”(音bo),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蕃巴”,“蕃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堆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安多洼”(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 

安多地区全系高原地带,有长年积雪的西倾、积石、马卿诸山脉。既是平地,海拔也在三千米左右,所以农作物难以生长,只宜于牧业。这一地区居住的基本上是藏族。据三十年代估计,有大小部落六百多个,人口约一百五十多万,全部信仰喇嘛教,而且多数属于格鲁教派,即黄教。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在明末清初,是成吉思汗之弟的后裔固始汗。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扶持黄教。到了他的孙子时期,被清朝政府封为和硕特亲王(其全衔是:青海左翼盟和硕特前旗河南亲王,简称河南亲王)的察汗丹津进一步出资修建佛教寺院,以便统治藏民,号召一方。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他请来出生于夏河县甘加当让的西藏哲蚌寺郭莽仓堪布罗桑加参活佛回乡建寺,是为第一世嘉木样。经过选择,最后确定将寺院建于大夏河畔的纪公山下,寺名定为“格旦夏治布达尔吉扎喜已苏旗维琅”,译意为“具喜论修兴旺右旋吉祥寺”,简称“拉章扎喜旗”。由“拉章”变音为拉卜楞,这本是嘉木样大师住所的专名,衍变成寺名,进而演变成地名——拉卜楞。

拉卜楞地区,西汉时置百石县,隶属金城郡,东汉隶陇西郡,南北朝时隶河州,后归吐谷浑,隋唐时为廓州。宋元以后,复隶河州,民国初年隶属甘肃西宁道循化县,但仍属河南亲王管辖,归青海办事大臣衙门节制。河南蒙古和硕特部亲王的王府设在拉卜楞寺,所以,当时的拉卜楞受河南亲王和循化县双重管理。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时,受马麒管理。

拉卜楞寺院,自建寺以来,经多次扩建,形成巨大规模,经堂有六座,大小佛殿四十八座,嘉木样及各大昂欠的藏式楼三十一座,各昂欠活佛宫三十院,吉哇院八所,大厨房六所,印经院一所,讲经院两处,经轮房五百余间,普通僧房五百多院。喇嘛达到三千多人,成为全国佛教格鲁教派六大寺院之一。六大寺院是指除拉卜楞寺以外的五座寺院,它们是:前藏拉萨三大寺院,即哲蚌寺,有喇嘛八千人;色拉寺,有喇嘛六千人;甘丹寺,有喇嘛四千人;另外有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有喇嘛四千人;青海塔尔寺,有喇嘛二千人。拉卜楞寺,下属寺院号称一百零八所,遍布甘、川、青、康及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是安多地区佛教的中心。

拉卜楞寺所属部落,分为“拉德”、“穆德”“曲德”“栓头”四种。“拉德”即神民,是蒙、藏王公贵族和土官将其属部转给寺院的“香火户”,其土地、人身均依附于寺院。这一类部落有:河南蒙旗十一支箭;拉卜楞寺院附近十三庄;桑科、甘加四族;科才、欧拉、尼玛、阿坝六族。“穆德”意即政民,其土地所有权归当地土官头人而不归寺院。这一类部落有:阿木去乎、扎由、博拉、下巴沟、美武五旗、三乔科、阿万仓等。“曲德”意即教民。这些部落主要由世袭土官、头人统治,宗教上受拉卜楞寺院的影响或控制。这一类部落有:麦科尔、上昨格浪哇、牙端木、唐科尔、上南那、经科尔、木拉小俊、慢龙、下卡加、色强、尕让、香列卡四庄、浪加等。“栓头”表示与拉卜楞寺有关系。这一类的村庄在青海循化县境,也包括撒拉族,如科哇乃门、拉马吾建等。因此,拉卜楞寺院在安多地区具有至上的权威,是藏族人民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心。

蒙藏地区佛教实行一种独特的法位继承制度,即活佛转世制度。前世活佛圆寂后,即由下任世活佛来继位。拉卜楞寺院的活佛是嘉木样,其下还有大小活佛十八个,形成十八“昂欠”(活佛公馆)。拉卜楞寺自建立至民国五年(1916年)已是第四世嘉木样了。

拉卜楞事件的发生

马麒家族自马海晏时代,即与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有往来。马麒任循化营参将和洮岷协副将时,也与安多地区藏族部落头人有联系。1916年3月26日,第四世嘉木样在入藏朝拜中圆寂。就在嘉木样入藏时,任命大班智达阿莽仓活佛任“斯姜”(摄政),代管寺内事务;任命李宗哲为襄佐(管事),掌管寺内财务。但是,阿莽仓和李宗哲因争权而有严重矛盾。李宗哲为了保持其管家的地位和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对马麒和河南王进行极力拉拢和亲近。马麒升任青海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时,就是李宗哲筹措了二百两黄金和金佛数尊,贿赂赵惟熙后得来的,所以马麒与李宗哲的关系很好。

民国五年(1916年),5月的一个晚上,拉卜楞市场上发现一张匿名揭贴,上面写的是河南亲王王妃与李宗哲有暧昧关系的事。河南王闻知大怒,让寺院查究。同年七月,拉卜楞寺召开“措登”(会议),会上把矛头对准李宗哲,会上河南王管家和王府管家发言时,与众僧发生冲突。与会众僧把王府管家和宗哲的管家当场逮捕,投入监狱。第二天又开会,决定撤消李宗哲的襄佐职务,并清算他经手的帐目。会后众僧拥入襄佐堪布的院子去抓李宗哲,但李宗哲已闻风逃往西宁。众僧遂将李宗哲的财产清点没收。这时阿莽仓出面召集众僧说:“两天的行动是欠妥当的。如果继续闹下去,势将给寺院和地方惹出祸来。”于是在阿莽仓的主持下,在僧众中推出八十人作为代表,有事共同商量,以免众口纷杂,滋生事端。

李宗哲到西宁后,向马麒哭诉了拉卜楞寺攻击他和河南王的事,并认定是阿莽仓从中鼓动。马麒即派翻译马寿赴拉卜楞进行调节。阿莽仓听说马麒派马寿前来说事(即调节),即召集八十个议事代表商量,一致认为寺院内的事,不要旁人来管,从而拒绝马寿插手。马麒又派西宁道尹黎丹来拉卜楞调节。阿莽仓即通知八部落代表欢迎黎丹。随后黎丹召集八十个议事代表和各部落代表开会,劝解大家息事宁人,不要滋事,并征求大家对解决问题的意见。会上大家一言不发。会后,八十个议事代表和各部落代表又单独计议,认为外人前来说事,干涉寺内事务,决不能答应,并同声高呼“三宝”以表决心。黎丹和马寿闻知,颇为愤怒。黎丹见事态得不到解决,即决定返回西宁。当黎丹离寺未出十数里,突遭潜伏藏民的袭击,幸而逃脱。马寿原是西宁上五庄的藏民,还当过喇嘛,后随了回民,投靠马麒,当上了马麒的翻译,因此,阿莽仓等对他很反感。黎丹遇事后,阿莽仓说是马寿暗派随从易装袭击,以扩大事态,嫁祸于阿莽仓。而马寿却说是阿莽仓有意示威,借此想驱逐宁海军势力出拉卜楞。

马麒闻报,甚感愤怒,认为此事决非调停所能解决,乃于1918年6月,派玉树防备司令马麟率宁海军马步约一千余人赴拉卜楞,欲用武力解决这一争端。阿莽仓事先也有预料,立即调集八部落与附近十三庄藏兵近千人,埋伏于距拉卜楞五六十里的甘加滩。马麟部在行进中未有防备,遂被藏兵包围。后经奋力作战,才得突围。西宁方面闻报后认为阿莽仓竟然公开武装对抗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派的军队,不服管理,是反叛行为。急派马海渊、马腾凤、马辅臣等率部进援。两军在甘家滩激战一个上午,藏兵失败。这时,马麟原驻于塔哇的步兵一营亦被藏兵包围。马麟趁胜率兵驰援,藏兵遂撤向东山。马麟追至曼达拉沟,误信阿木曲乎派来的藏民向导的诱骗,从东西两沟搜索,西路军中伏,帮办马四虎阵亡。待马麟由东山回兵追击时,藏兵一退往阿木曲乎,马麟也回塔哇休整,随后进驻拉卜楞寺的铁桑里(闻思学院)。

阿莽仓战败后,即到他的供养地阿木曲乎,发动阿木曲乎头人联络各部落出兵反攻马家军。一个月后,阿莽仓发动了阿木曲乎等部落藏兵和黄南热贡部落的一部,合攻拉卜楞马麟驻军。激战数日,藏兵伤亡二千余人,马麟部伤亡也有二三百人。阿莽仓失败后,仍回阿木曲乎,力谋再次反攻。马麟为彻底摧毁阿莽仓的部落势力,又联络驻兵河州的精锐西军马国良部二千余人,连同马麟部的宁海军共约四千余骑兵,于1918年11月,经卡加、黑措(今合作市),向阿木曲乎进攻。藏民土兵自不是正规军的对手,马麟部长驱直入,先破哲哇、安郭两村,随之攻入阿木曲乎寺院,放火焚烧了寺院,杀死僧俗男女七百余人,将寺院洗劫一空。阿莽仓逃往欧拉部落(今玛曲县境内),最后也死在了那里。阿木曲乎部落头人出于无奈,表示投降归顺,马麟这才撤回拉卜楞。

马麟回到拉卜楞以后,下令废除阿莽仓活佛,不准转世,并焚烧了他的昂欠(活佛公馆);改任贡唐仓活佛为“斯姜”(摄政)。从此拉卜楞寺的大权落入亲马的李宗哲一派手中。马麟在拉卜楞修建了营房,留兵一营,长期驻守。其余宁海军和西军均撤离了拉卜楞。

寻访嘉木样转世灵童

马麟虽然任命了新的“斯姜”,并由李宗哲掌管拉卜楞事务,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稳定局势,马麟令贡唐仓和李宗哲从速寻访嘉木样五世灵童。经卜算,“灵童”已于1916年4月转生于西康理化县营官坝彩玛村。马麟便命令贡唐仓和宗哲从速寻访迎回,以稳定该寺局面。1920年3月,拉卜楞寺院组成的以德哇仓活佛为团长的迎佛代表团,到西康理化县营官坝彩玛村黄位中家,献上哈达,说明来意。黄位中是理塘三营官(土司)的管事,他有五个子女,长子黄正清(藏名洛桑泽旺);次子黄正光(藏名丹贝坚赞),即五世嘉木样;三子黄正明(藏名季美慈成朗吉),即后来的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两个女儿,一个出嫁于果洛康撒土司,一个出嫁康甘土司。

黄位中经过考虑后提出:“拉卜楞寺现为马麒所控制,且寺院驻有宁海军。五世嘉木样年纪尚小,家属如不随行,势难应付局面;如家属随行,我在此尚有保正的官职,不得随意离去。最好几年之后,佛爷长大再去‘坐床’。德哇仓一再催促,黄位中又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五世嘉木样坐床后,因其年小,寺院大权由其叔父黄位吉代为掌握;(二)拉卜楞所驻宁海军必须撤走;(三)拉卜楞寺属区各部落头人和群众,应该如同服从四世佛爷一样服从五世佛爷。”  德哇仓认为事关重大,须回寺禀报。马麒听了禀报以后,对撤走军队这一条,心中认为是不要政府的要求,有些太过分,但是,他还是当即表示由他致电川边镇守使陈遐岭,准许黄位中离职随来;至于撤兵问题,待嘉木样五世坐床后即可照办,至于襄佐象服从四世佛爷一样服从五世佛爷,更没有问题。不久,贡唐仓率领一百多人的代表团,再次到理塘,向黄位中传达了马麒的意见,黄位中怕空口无凭,要写个书面协议,贡唐仓也同意了。

民国九年八月初六日(1920年9月17日),五世嘉木样及他的全家从理塘出发北行。沿途各部落、各寺院从四面八方赶来欢迎、欢送,无数骑手列队追随,欢呼之声震天动地,成为安多地区少有的盛况。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五世嘉木样等到达拉卜楞寺附近的菌塞滩。按照惯例,活佛到寺之前,须在此驻留三天,以便各寺、各部落代表前来朝拜。到这里欢迎的有拉卜楞所属各寺各部落,以及同仁、临潭、卓尼一些寺院僧众及藏民约三四万人;马麒派马麟、马步芳率宁海军一千余人前来列队欢迎,盛况空前。九月二十二日(11月2日),举行了嘉木样五世的坐床大典。马麒送大骡一对,作为贺礼。有关地方军政官吏裴建准、马国良等也都派代表参加了坐床典礼,并都送了礼品。马麒为了与黄位中父子搞好关系,以稳定局面,与黄位中互换金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同时,还命他的次子马步芳与嘉木样五世的长兄黄正清结拜为弟兄。接着贡唐仓结束了“斯姜”任务,将印、册和财物交出,由嘉木样五世的叔父黄位吉接任“襄佐”,负责宗教事务,由黄位中任总管,黄正清掌管印册、文件、车子和大殿重要财物,还政于嘉木样五世。马麒留秘书石宝权(汉族,河州人)在寺院,留邵光宇为秘书,跟随黄正清。留马寿带三十余名士兵,驻于拉卜楞街上。

争端再起

同年腊月,马麒又邀请嘉木样五世全家到西宁联欢,随行的有各部落代表和寺院各昂欠管家及卫队等一百余人,其中有李宗哲、贡唐仓的管家咱凡加里。马寿带宁海军三十多人护送。他们经循化、化隆向西宁进发。马麒安排在沿途设置接待站十余处,进行欢迎接待。他特派他的儿子马步青、马步芳在距城三十里的小峡候迎。到西宁后,安排他们住在班禅曾经住过的黄酒寺(班禅自藏晋京时,为了安排接待住所,于冬天以黄酒和泥赶修了此寺,故名。后来班禅将此寺送给了嘉木样)。当天晚上,马麒在镇守使署设宴招待,以示欢迎。席间,由贡唐仓的管家咱凡加里给马麒献哈达,并说:“我们佛爷(指贡唐仓)在军帅(尊称马麒)的护佑下,摄政一年多以来幸没有发生问题。现在五世大佛爷已经坐床,我们佛爷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请允许辞去摄政职务。” 马麒当即表示挽留说:“你们佛爷(指贡唐仓)不能这样提。五世大佛虽然坐床,但年纪还小,不能亲自掌管教政,其家属也是从外省来的,人地生疏,不好办事,你们佛爷不能辞去摄政,还应该管事。”黄位中听了马麒的话后很不满意,立即站起来说:“我在四川本来担任官职,此次随五世嘉木样来甘,事情出于不得已。大佛爷既然年小不能理事,我又人地生疏不能代理,因此请求军师允许我们全家仍回西康,等佛爷长大,大家认为能理事的时候,再返回寺院。”马麒听了顿时变色,却又说:“我向来不愿多问寺院内部事务,你们回去后自家研究解决,我没意见。”宴席不欢而散。

黄位中和嘉木样五世等在西宁应酬了几个场面以后,就匆匆返回。途中,黄正清对其父亲说:“马麒此次不仅不提撤兵的事,且与李宗哲、贡唐仓等勾结,欲将拉卜楞寺置于其卵翼之下,为所欲为。我们既然跳进了这个泥坑,就必须积极寻求自拔之道、自强之策。今后我们一方面交好河州方面各军,一方面要认真整顿内部,以期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艰难局面。”

黄位中等对马麒没有撤兵很不满意,同时对留守拉卜楞的马寿更不感冒,以马寿干涉寺院内政而极力反对,因此马寿与黄氏父子发生冲突。马麒为了缓和矛盾,调派西军马国良部骑兵六十名,以调整宁海军独占拉卜楞的局面,并准备必要时撤出马麟驻军。同时,马麒为了加强对甘南藏区的管理,分别在夏河和黑措(今合作市)设了茶粮局,任命原宁海军管带马海渊(人称“七太爷”)为局长,征收茶粮税、担草税、草头税等税款。茶粮局设立后,黄位中以加重了藏民的负担为名,挑起周围藏民的反抗。这时,马寿也以减轻藏民的负担为名,下令拉卜楞寺院停收“官坊税”。原来这个“官坊税”是河南王王妃的脂粉费,河南亲王把它捐给了拉卜楞寺,作为寺的供养费用。这又激起黄氏父子的强烈不满,黄位中遂鼓动藏民群众进行反抗。在黄的煽动下,由黑措寺襄佐万曾喜饶嘉措出面,联合齐诺达洛、拉果贡保、赛果道古甲等七十六个村庄的藏民,与拉卜楞寺联合出兵,与代表国民政府的马家军相对抗。马麒为了缓和矛盾,将马海渊调回西宁,万曾喜饶嘉措等乘机指挥藏民,用武力将马国良部赶走,并放火烧了茶粮局和马部所修的营房。

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拉卜楞寺僧人旦巴加瑞违反戒律,方丈磋哈哇活佛将其开除寺院。旦巴加瑞到马寿处诉冤,马寿亲赴寺院责问,磋哈哇活佛和众僧认为是马寿干涉寺院事务,表示不能接受,向黄位中请教对策。黄遂决定向马麒控告马寿。于是派门兰觉卡桑木旦为代表赴西宁,向马麒控告马寿,并要求将其调回,以免再生事端。马麒答应亲赴拉卜楞,与嘉木样五世会晤,妥善处理此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2月下旬,马麒率马步芳及骑兵五百余人来到拉卜楞。当马麒与黄位中见面时,态度一如往常,很热情,但是并未提及马寿的事。当时马麟也从河州赶到拉卜楞。当晚马麒住于马麟兵营,第二天说路途劳累腿子痛,拒绝会客。过了两天,由驻军司令马麟向寺院提出了五条处理意见。“(一)五世嘉木样活佛的家属鼓动各部落番民阴谋造反。从现在起,不准他们参与寺院事务;(二)为防叛乱滋事,拉卜楞所属各部落的枪支一律收缴,并收缴战马一千匹;(三)嘉木样活佛的八十个布秀(差官),每人须交出长枪一支;(四)今后寺院只管念经,不能过问民政;(五)处罚寺院交纳白银八百秤(折合四万两),寺院大小僧徒每人交纳白银五十两。以上各条必须立即执行。”(《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第16页)并宣布撤消黄位吉的襄佐职务,另以甲那华仓活佛为襄佐,寺权又回到李宗哲一派手中。随后,一刻不停地执行上述五条,先收缴了附近十三庄和黄位中、黄正清等人的枪支。由于寺院一时拿不出八百秤白银,即令先给他打下欠条,以示宽大。同时,还逮捕了寺院派到塔哇的念尔哇(行政官职)黄祥、副念尔哇鲁秀巴,派到欧拉部落的若吉及其他部落头人二十余人。还对黄位中父子进行监视。

马麒以地方官的身份作出果断决定,完全出乎黄氏父子的预料,也无从反抗,只好暗地派罗占彪(桑木旦)到河州,找河州镇守使裴建准,由裴专电转请护理甘督陆鸿涛出面调处。陆接到电报后,即派实业厅厅长车玉衡到拉卜楞查办。车到拉卜楞以后,与马麒会谈两次,然后由马麟、马寿出面召集拉卜楞寺代表、十八昂欠、十三庄群众、各部落头人、八百户商人和五世嘉木样家属等参加的大会。会议开始后,先由马麟讲话,他说:“拉卜楞本是佛教胜地,多少年平安无事,自从黄家到来,把持了寺院,联络各部落不安分之辈捣乱生事,对抗政府。我们为了保护边民,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但有人却把我们向省上告了,现在省上派车厅长来查。是那些人告的,可以站出来讲,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十把昂欠、部落头人、商人,你们说,是谁告的?”车玉衡也当场表示:“是谁告的,不要害怕,陆大帅既派我来查,我一定秉公办理。希望原告能把问题讲清楚。你们中间,是谁倡议告状的,不要怕,站出来讲你们的道理。” 部落头人和僧人们面面相觑,不敢讲话,黄位中想讲,马寿又以听不懂西康话,不予翻译。于是黄正清用不大流利的汉话讲了事情的经过和告马麒的理由及要求。他说:“我们告是有理由的。马家在四世嘉木样时,就利用拉卜楞寺内的纠纷,用武力征服了拉卜楞寺。我们没有来以前就听说过。此次寺院派人接五世嘉木样时,我们曾提出马家军队撤走、不要干涉寺院事务的要求,经过马军帅同意并签订协议之后,我们才把五世嘉木样送来。现在大佛坐床快三年了,马家军仍然驻在寺院不走。马寿随意撤换寺院僧官,连喇嘛们师徒之间的小事也要管。还取消了寺院上所收的官坊税,设立茶粮局,任意征收粮、茶、草头税,扣留群众给寺院的布施,使寺院经济发生困难。我们向马军师报告后,马军师到来,听信马寿一面之辞,给我们加上造反的罪名,要枪要马,罚银捕人,使人心惶惶,日子过不下去,只好声禀陆大帅为我们边民作主。希望厅长俯察藏民穷苦情形,秉公豁免罚款,并将马寿调回,以免再生事端。”车玉衡听后说:“讲得好。这些问题我都要详细调查,都要和马镇守使研究作适当处理。我如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请示陆大帅,你们尽管放心。今后还可以找我谈,要把真实情况弄明白。”

会后经过车的调节,马麒也认为有失当之处,决定先停止抓人和收枪,已收的枪不再退回;将已抓的黄祥等释放;未收的银两可以停收,已收的银两也不再退回;并决定将马寿调回西宁,但驻军仍然不撤。这样,一场严重争端总算得到解决。但是,黄位中心中一直不服,决心与马麒斗争到底。于是他继续联络各部落头人和僧人,准备一面用武力对抗宁海军;一面采取告状、打官司的途径达到驱逐青马出境的目的。

五世嘉木样离开拉卜楞寺院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间,李宗哲从西宁给黄位中发来电报,说九世班禅最近要去北京,路过西宁,要黄等去西宁迎接、朝拜。黄等认为“李宗哲系马麒授命而发此电,意在趁班禅路过西宁的因由,骗我们去上当,绝无好意,不能落入这一圈套。不如趁此机离开险地到兰州去,一面迎候班禅大师,一面向陆洪涛去告状。” 于是他们便组织了一个一百人左右的代表团,由五世嘉木样和黄正清带领经河州去兰州告状。路经河州时,还拜访了裴建准、马国良、马廷贤、马麟等人。

黄正清等到兰州以后,住在南滩街(今酒泉路互助巷)马廷勷的公馆里,通过邓隆的介绍,拜见了陆洪涛,向陆控诉了“马麒蹂躏拉卜楞寺及残虐藏民的详细情况。” 过了一个月,班禅经凉州来兰州,并没有去西宁,兰州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黄正清等也前去朝拜,他们得悉班禅要在兰州住一段时期,便立即电告拉卜楞寺,请五世嘉木样以朝拜班禅的名义离开拉卜楞。五天后,五世嘉木样在其父亲黄位中及全家人的陪同下到达兰州。兰州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马麟也派代表参加了欢迎队伍。他们仍然住在马廷勷的公馆中。从此,五世嘉木样离开了拉卜楞寺院。

黄位中和五世嘉木样到兰州以后,认为是摆脱了马麒的势力范围,“便毫无顾忌地控告马麒兄弟在甘南的暴行,不仅向陆洪涛控告,向班禅大师控告,也向有关方面控诉。” 陆洪涛也催马麒来兰州面商,但马麒一直推托不来。这时候拉卜楞寺院又组织了一千余人的僧佐代表来兰州,向督府申冤,请求惩办马麒,恢复嘉木样大佛在拉卜楞寺的一切权益。时值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以直系为靠山的陆洪涛自顾不暇,无心再管此案,就搁置了起来。

班禅离兰去北京时,嘉木样父子送到了甘草店。返回时,他们考虑到与马麒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再不能回由马麒控制的拉卜楞寺院,决定先回到甘南其他地方再作打算。于是,他们于同年腊月离开兰州,先到河州,住在马廷贤八坊的大公馆里。因一行几百人,在兰州驻扎了半年,自带的钱已经用完,陆洪涛拨给了五千两,又从马廷勷处借了二千两,马国良从大河家运来了粮食。

黄位中叛乱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底,他们办好所用钱粮以后,于从河州出发,去了甘南美武新寺。在这里,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议今后的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官家不可靠,今后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不积极组织武装力量,把马麒部队驱逐出去,拉卜楞寺就没有前途。乃决定发动各部落,组织民兵,听候调遣。” 这样,以黄位中为首,与美武头人官布才旦、双岔头人拉毛加布等三人,在美武成立了反马司令部,联络拉卜楞地区、青海部分地区和四川阿坝等地区的各部落头人,聚集和调遣各部落民兵约上万人,企图用武力驱逐宁海军出拉卜楞地区。

马麒得知这一消息以后认为:这种行为与西藏独立同出一辙,是公开反抗政府的叛乱行为,必须进行镇压。即命令马麟率马步青、马步芳等率领宁海军二十四营约万余人,配备机枪、迫击炮,开赴拉卜楞而来。

黄位中即召集各部落头人和全体民兵举行宣誓大会,提出:“一定要战斗到底,不消灭宁海军、不活捉马麟决不甘休。” 接着部署兵力:一路由欧拉、阿木去乎、尼玛、桑科等部落的藏兵到甘加迎击马麟自西宁开来的主力军队;一路由美武、博拉、扎油等部落藏兵组成,围攻驻守拉卜楞的宁海军。这次战斗从4月25日至27日连续打了三天。在甘加战斗中,马步芳部被欧拉部落的藏兵打散,马步芳落荒而逃,在甘家滩东八角城的一个土洞里藏了三天。但是,阿木去乎部落的藏兵被马麟打败,一直追到拉卜楞,致使围攻宁海军的藏兵受到内外夹击,逃往桑科滩,马麟一直追到桑科滩,追杀了三百余户藏族群众。黄位中逃往黑措(合作),马步青率骑兵一千余人,由美武、岗察进入黑措,沿途村庄、寺院都被烧毁,寺院财产一抢而光。战争期间,嘉木样由黄正清和裴建准的一个连保护,逃到了卓尼北山的恰盖寺,随后又逃到莲花山。

黄位中从黑措逃到了卓尼的沙莫尔叶成滩。在这里他召集各部落头人,商议更大的武装行动。“这次集合的规模大大超过前次,连川边的阿坝六族、若盖十二部和三乔科都参加了,共集结藏兵近二万人。致使邻近几省受到震动。”

1925年8月26日拂晓,马麒部倾巢出动,将藏兵全部包围,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这次战斗据宣侠父在《西北远征记》中说:“当马麒的骑兵冲进藏民的营垒时,许多藏民尚酣睡呼呼,在睡梦中,蓦地被一阵枪声所惊醒,手足无措地东西乱窜。无抵抗地被马麒杀了几千人,其余的也保护着嘉木样向川边溃退。马麒的骑兵,于是摧毁了附近藏民的村落,焚烧寺院三十几座,被杀妇孺共计七千人。”

此次战役以后,嘉木样又从莲花山移驻欧拉(今玛曲县境内)。马麒又派马寿到拉卜楞,召集十八昂欠和僧官、管事人等数十人到西宁,写了一个关于这次事件的“公禀”,其中说:“拉卜楞此次事变,不是马镇守使主动,而是藏民确因嘉木样活佛暂不返寺,群众集合迎佛归寺,竟有不肖之徒,从中鼓动攻击马军,致引起战端,咎由自取。马军使负保护地方之责,不能不出兵弹压……”。

这次军事行动,震动了川、甘,四川省长杨森、甘肃总督陆洪涛电请北洋政府予以制止。但因双方各执一词,且均有实力,不好调处,只能承认已定局面,宁海军撤出拉卜楞,仍回西宁驻防。

此后,黄位中派黄正清等人,先后向北洋政府陆军部、外交部、内务部、蒙藏院、奉天张作霖、冯玉祥、驻五台的班禅大师、四川省长杨森、甘肃都督陆洪涛、张兆钾、孔繁锦、马廷勷、裴建准、马鸿宾以及全国各报馆发了电报,控告马麒,但终无结果。

从拉卜楞撤军

民国十四年八月(1925年9月)中旬,国民军入甘。国民军进驻兰州以后,拉卜楞寺院活佛嘉木样派黄正清、罗占彪、杨真如等九人为代表,向刘郁芬控诉马麒,并要求查处。刘郁芬表示同情,并说“一定要彻查此案。”刘将此案转报冯玉祥和北京政府,后因冯出国,此事被搁置。1926年,冯玉祥在绥远五原县誓师后到达宁夏时,黄正清又派罗占彪、邵光宇二人在宁夏求见了冯玉祥。“冯即令刘郁芬查办”,刘接电后,即约马麒来兰州商谈,马麒派魏敷滋为代表来到兰州。谈判中,黄正清等提出了十一条要求,“(一)撤换马寿,另派贤员;(二)驻拉卜楞宁海军全部撤走;(三)赔偿前后所杀七千余人命价;(四)嘉木样在拉寺的所有权利均应照旧;(五)追还抢去各地方的财物牲畜;(六)拉卜楞由督署另派军队保护;(七)退还抢去各寺院金银佛像古玩等珍贵物品;(八)藏民同属中华国民,只认纳国家定税,此外任何临时派税均不承认;(九)焚烧的寺院、民房要赔偿补修;(十)依法严惩祸首马寿;(十一)退还已收的罚款,并豁免未收的罚款。”马麒方面的代表则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一)不赔偿命价;(二)不撤军队;(三)不惩办马寿。如不先接受这三条,则不能商谈。” 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之门遂被关闭,问题又告搁置。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刘郁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消灭李长清上,并没有顾及此事。刘郁芬被任命为甘肃督办后,罗占彪等“立即备了礼物前去祝贺,刘认为是在困难中给他助了威,非常感激,”特别是在此间黄正清“认识了宣侠父同志,对于此事的解决以至此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宣侠父反复启发教育他们,‘你们的案件,不是甘甲与某乙的什么纠葛,乃是一个弱小民族受地方军阀压迫的问题,这是不能完全依赖官厅来解决的。你们应该自己来讲求生存的方法,不然天下不只一个马麒,你们的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并反复告戒他们:‘少数民族要团结图存,首先要从提高文化着手’。宣侠父的谈话给他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们诚恳地接受了宣侠父的谆谆教导。……1926年6月,宣侠父和黄正清研究决定,利用在东校场举行对张兆钾、孔繁锦等发动反攻‘誓师大会’的时机,散发和张贴了宣侠父帮助起草的《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历数了马麒压迫和掠夺甘南藏民的罪行,给马麒施加压力,争取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大大震动了马麒。”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刘郁芬派宣侠父去甘南调查。宣侠父在罗占彪的陪同下,做了五十多天的调查访问。在调查期间会见了嘉木样活佛和他的父亲、拉卜楞摄政黄位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向嘉木样和黄位中先生指出了同马麒斗争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办法。” 在宣侠父的帮助下召开了周围四百里内二百三十多个部落酋长参加的“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大会,宣读了由宣侠父起草的《甘青藏民大同盟宣言》,提出了“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斗争方针,各部落酋长纷纷发言,最后由盟主黄位中宣读了誓词,并宣布于当年10月间在西昌庄举行正式结盟。

宣侠父回到兰州后,向刘郁芬汇报了这次访问情况,并要求速令马麒从拉卜楞撤军。但刘郁芬认为,当时国民军大军赴陕作战,兰州没有多少兵力,还不能与马麒抗衡,没有同意宣侠父的意见。12月,宣侠父被调往西安担任孙良诚部政治处长,他上任以后,要求于佑仁电促刘郁芬速令马麒撤军。在于佑仁的电促下,刘郁芬派政治处长贾宗周负责处理。1927年春,在贾宗周的主持下,双方代表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签订了《解决拉不楞案件的条件》。

协议全文如下:

“一、嘉木样活佛的权益及回拉卜楞寺日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以前嘉木样活佛回拉卜楞寺恢复其原有一切权益;二、拉卜楞驻兵问题:西宁镇驻拉卜楞队伍,除留驻步兵一连(官兵五十名)外,其余均于同年三月一日前撤走,另由省派保安队一队(官兵一百名),以保卫地方治安;三、拉卜楞设立设治局:拉卜楞地方设立设治局,惟设治局局长之权限,绝对不妨害佛教。设治局长兼军法官,由省政府委任之,有维持该地区驻军风纪之责;设治局长有监察该地税收之权;设治局直隶甘肃省政府;设治局之管辖区域,由局长到任三个月考查地面情形,专案呈请省政府规定;四、设治局及保安对住费问题:设治局及保安队所有经费,暂由财政厅筹给,待设治局成立后,该局及保安队经费,即由当地收入项下坐支。” 

根据协议,马麒被迫从拉卜楞撤军,只留一个连驻守拉卜楞。1927年4月,省上派了一个保安大队,开到了拉卜楞,不久黄正清和罗占彪偕同新任拉卜楞设治局局长张丁阳及机关办事人员一起,自兰州去拉卜楞。当他们到达甘加时,附近十三庄和各部落头人都来欢迎。他们到拉卜楞时,马麒的军队还未撤走,驻拉卜楞部队的负责人是“七太爷”马海渊和他的孙子马仲英,黄正清等召开了一个联欢大会,请马海渊、马仲英等参加,表示和解。会后马麒的“宁海军”除留三十名外,其余全部撤走,但没过几天,这三十人也在一个晚上偷偷撤走。同年六月,嘉木样活佛在其父亲黄位中和兄黄正清的护送下,从欧拉(现在的玛曲县境内)返回拉卜楞寺院。嘉木样从1924年7月离开拉卜楞寺,至此整整三年光景。

民国十七年(1928年),河州发生马仲英事件以后,国民军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为镇压马仲英任命黄正清为“番民游击司令”。嗣后,红军长征过草地,甘肃省又任命黄正清为“拉卜楞保安司令”,以堵截红军。黄位中的第二子黄正本,后来任拉卜楞寺机仓堪布,继而又晋升为襄佐;五子黄正明成为五世阿莽仓活佛。黄位中之弟黄位吉亦继任襄佐。至此,拉卜楞政教大权全归黄氏一家掌握。

黄家与马家的斗争,其实质是维护统一与藏独的斗争。马麒以“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之职维护甘南藏区的管理与统一,但黄位中等以种种借口,不服中央政府的管理,企图搞独立、搞分裂。这个斗争在马麒去世后的近二十多年中,时起时伏,直到解放后才告终止。

六、征服果洛

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仿清理藩院设蒙藏事务处,以后又改为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直隶国务总理,管理蒙藏事务。青海地区的蒙藏事务由青海办事长官管理,清以来的土司制度和王公、千百户制度得以沿袭。这些土司、王公、千户、百户,拥有土兵、司法行政和征收粮、税的权力,俨然为地方“土皇帝”,有时候不听政令,为所欲为。

玉树果洛地区自清雍正以来归青海办事大臣管辖,向无争议。1913年,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奉北洋政府命令进军西藏,途经玉树地区囊谦西南部时,分兵驻守,并呈书北洋政府谓:“隆庆二十五族报效投诚,愿归川管。” 隆庆即囊谦的异音,隆庆二十五族即玉树二十五族。北洋政府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未作任何调查,昧于一地两名,竟批复说:“隆庆归四川,玉树归甘肃。” 马麒闻讯后,立即派帮办马彦虎率军驰赴玉树驻扎,以示反对。宁海军和川军各执一辞,互相指责对方侵越省界。双方均投诉于北洋政府。1914年8月,甘督张广建呈准北洋政府,派甘边关道尹、前忠武军统领周务学为勘察边界大员,于随员周希武、牛载坤等前往玉树,与四川方面派出的勘界委员石渠县知事李滔共同会勘。勘界报告上报以后,1915年3月北洋政府明令玉树二十五族仍归甘肃管辖,川军即行撤退,从而平息了边界纠纷。

此后,马麒为加强对玉树地区的管理,任命马麟为宁海军玉树防务支队司令,并在湟源、哈拉库图、大坝河、长石头、竹节寺等地建立台站(即驿站)。在此基础上,于1917年3月经北洋政府批准,在玉树、都兰设立了理事,任命苟萃珍为玉树首任理事,任命张焕庭为都兰首任理事,办理当地民刑各事。“理事”相当于县一级政权组织,理事的出现是马麒对蒙藏地区行政制度大变革开始的标志。

马麒就任青海蒙番宣慰使以后,即派人前往果洛地区招抚,开始逐步在该地区行使管辖权。后马麒与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合伙在玛沁雪山开采金矿,藏民认为开矿会触怒山神,破坏风水,进行反对,并与开矿人员时起冲突。加之马麒向玉树地区运送军需、往来经商,常向果洛地区摊派“乌拉”(差役),致使各部落不满。民国六年(1917年),果洛贡麻仓部落头人尕日玛吐多率部落武装袭击矿场。民国九年(1920年)8月,宁海军向玉树运送粮饷的驮队牛群返经巴颜喀拉山口时,又遭到尕日玛吐多所率武装部众的抢劫,十余名官兵被击伤,五百余头牦牛及货物全部被劫去。马麒认为,确保开采金矿的顺利进行和玉树通道的安全,是关系到地方财政和国防的巩固,对破坏者必须以武力征服。因此,他于民国十年(1921年)4月21日,致电国务总理、陆军总长谓:

“查青海东南接近川边地方,有上、中、下果洛三族,向隶川边。自前清中叶部落渐繁,遂阑入青海,栖息河北玛沁雪山一带。四川总督以既出境外,不复管理;青海大臣以原属川辖,亦不过问。该族恃其荒远,屡抢行旅,积案如山。麒于民国二年受任青海宣慰使之初,以为果洛不属青海,无从经营,曾派番目迭加招抚。岂知该番顽强性残,益形猖獗。近来该番受西藏影响,屡行肆掠,谋断西宁至玉树之孔道……麒以该番猖獗至此,若不及时申讨,不独粮运中断,玉兵坐困,将使各番觊觎中原,群起效尤,青海南部,将非国有……窃思果洛游牧,不常定居,冬则大雪封山,驻兵维艰;秋则草黄马肥,追逐不及。唯有乘春夏之交,边草未大,番马尚瘦之时,裹粮急趋,捣其巢穴,情见势绌,必易就范。盖番性狡悍,必能剿而后解抚。若专事招安,万难生效。现在各处兵已由麒派编成军,克期待发。唯敝部械弹太缺乏,统计官兵共有三千。除三分之二令其自备枪械外,其余均属选拔。非付给快枪千支,不足以壮军威而寒敌胆。查前岁陆军部曾予川边拨发快枪千支,子弹五十万,运到甘后,当由职部转运交康。今宁海边事之吃紧,不亚川边,倘蒙一视同仁,仍准发给快枪千支,子弹五十万,不独果洛问题易于解决,且可犄角川边,共图藏防……”。

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忙于内争,对马麒的要求,多方推诿,最后批给甘肃陆洪涛“查照办理”。陆与马麒早有“汉回”之争,互存戒备之心,仅以代筹造枪用费为词,故示推延。马麒一面继续上报北洋政府,请求拨给军械,一面任命马麟为征果洛司令,调集已有装备,先时将粮秣军需用牦牛驮运到共和与大河坝等处台站。然后,于民国十年(1921年)5月,派出军队五营,共一千余人,又从河州等征用民夫一千余人,随军由西宁出发,向果洛进军。同时,电调驻玉树防军第九营马彪部和玉树二十五族藏兵配合。其时,贡麻仓部落首领尕日麻吐多已死,其子丹智合率部众分路迎战。果洛女王路吉卓玛率二万余人,应丹智合之约,在玛沁雪山西口设防迎战。马麒以贡麻仓部落为肇事之首,于7月23日分兵四路,重点围攻该部落驻守的山头。马麟命令炮兵用大炮轰击山头,贡麻仓部落藏兵坚守三小时后,全线退却到黄河南岸。藏兵所弃牲畜、帐房等物全为宁海军所获,藏兵伤亡六百余人。马麟乘胜派人招降,但是,丹智合拒绝投降。7月29日,宁海军分五路强攻,连破三十余处要卡,丹智合不支,再次败退。此战中藏兵战死五百余人,被俘二百余人,宁海军也有伤亡。丹智合退入山中拒不投降。8月1日,丹智合再次被围,双方相持两小时以后,丹智合率数百人突围而逃,余众被宁海军遣散或被收抚。果洛女王见无取胜之可能,即派人至马麟帐下表示归顺。十余天以后,康赛、康干、红禾麻、哇赛等部落头人,相继表示罢战投诚。马麟将各部落头人扣押,以察真伪。各部落将其牛羊财物的40%——50%缴纳给马麟,乞求赎回头人。各部落头人被迫接受宁海军可以在长石头、拉加寺等地驻扎,以维持治安;果洛各部在拉加寺、湟源等地采购粮茶一律缴纳税款等条件后,才获释放。康赛、康干部落被迫缴纳投诚款,赔偿历年劫取的军粮及商旅财物,交出所有枪支弹药,承受每年的草头税和一切差役乌拉。贡麻仓部落不得再回原牧地,指使该部落牧民长期逃散在外。从此,果洛地区成为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即后来的青海省)统辖的地区。“马麒开始对果洛藏族行使管辖权,对日后青海藏区的统一、青南地区的开发以及后来同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作斗争,都产生了积极意义。”

马麒为了顺利地在西宁至玉树间设立台站,用兵征服了该通道上的阿木去乎部落。在大河坝建立了兵营。同时,因驻守循化的“西军”遭到尕楞藏族武装的抵抗,马麒报请甘督张广建呈准北洋政府后,用兵镇压了尕楞藏族的武装反抗。民国十一年(1922年),马麒派马步元率骑兵镇压了今同德赛力克寺藏族僧俗等的抗税暴动。马步元先镇压了环曲乎、环科日两个部落,接着攻入赛力克寺,将寺焚烧一空。该地区公贡麻、夏卜让、瓜什则等部落及同仁县的和日部落闻讯增援,马步元被迫撤退。以后马步元招降了拉加寺管家,由他出面,招抚了公贡麻等三个部落。但是,同仁县的和日部落继续抵抗。后来甘督张广建派兵攻破隆务寺,和日部落被迫屈服。

经过马麒武力征讨,青海牧区和藏、蒙等地逐步统一在甘边宁海镇守使署之下,青海草原和广大藏区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局面。

七、青藏战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西藏地方政府亲英集团派兵进犯青海玉树,引起青藏战争。青藏两地紧相毗连,历史上两地交错之出兵无固定界限。至清朝时期,大致上沿传统的唐古拉山分水岭为自然界线,本无所谓界地之争。

“九·一八”事变以后,西藏地方亲英势力乘机发动对西康地区的武装进犯。进攻西康地区的藏军,被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部队所阻,双方对峙于金沙江两岸。于是藏军又转而向北进攻青海的玉树地区。

玉树苏尔莽地区有两个寺院,一个是属格鲁派(黄教)的寺院,名叫尕丹夺,常年驻有达赖喇嘛所派堪布一名,管理寺院自觉事务;另一个是属噶举派(白教)的寺院,名叫德赛寺,为青海派驻当地的军队所支持。两寺每年都因抢收附近藏民的庄稼而引起纠纷。西藏亲英派便以尕丹寺事件为借口,由驻在昌都的藏军北路总管三王千布阿颇调集藏军四千名,以克色米代本(团长)为前敌总指挥,以优势兵力进攻玉树苏尔莽地区。

玉树是西藏进入青海的门户。自马麒控制青海后,对玉树的防务一直很重视。1930年12月,青藏边界形势紧张后,青海省政府即呈准国民党政府,在玉树设立了“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任命马步芳为司令。司令部下辖两个旅,以马训(马麒之婿)为第一旅旅长,马彪为第二旅旅长。其中马彪旅驻防玉树。当藏兵向苏尔莽地区进攻时,马彪电请马步芳速派援军。马步芳以藏军进犯青海,玉树结古被围,向国民党中央告急,并令青海电讯社发布消息,还发表了马彪告急的电文。

1931年12月,藏兵向玉树发动进攻。当时,驻守玉树的青海军队只有四百余人,抵挡不住藏兵的进攻,迫使马彪守军退出大小苏尔莽。

1932年2月间,藏方又调集军队五六千人,进至玉树边境。青海军驻守大苏尔莽的是营长马占海,兵力只有四十余骑,驻守小苏尔莽的是营附马得彪,兵力也只有三十余骑。3月24日,藏军以猛烈的炮火向小苏尔莽轰击,青海军奋起抵抗,双方相持八昼夜,互有伤亡。4月3日,藏军又以一部分兵力进攻昂欠、拉秀等地,马彪无力兼顾,遂令各处防兵放弃防地,退守结古,坚守待援。4月15日以后,藏军由苏尔莽、昂欠等地逐渐逼近并包围了结古。又以一部分兵力渡过通天河,进攻歇武、拉布等地,阻止青海援军南下。且将通天河渡船抢走,以断绝玉树与挖的联系,进而围攻结古,情势危急。4月19日,马麟、马步芳电请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转请军政部拨发快枪二千支,子弹二十万发,临时军费银币四十万元,无线电台五架。杨复电准予接济。

4月30日,马步芳请马麟派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训为玉树宣慰使,于5月26日率骑兵一营赴玉树。6月18日抵达玉树。马训到玉树后,派人持马麟、马步芳函件,往见坎群达哇,被拒绝。

6月27日深夜,藏兵一千余人潜入禅古寺,并以一部分兵力进攻结古正南,被青海军马彪、马训击溃,并缴获藏方钢枪九十支及许多辎重,双方死伤二百余人。

7月14日,青、藏两军战于通天河。马彪率兵二百人及当地藏民武装二百余人,向藏方抢据船只的通天河岸出发,拂晓与藏兵隔河激战。因藏兵酣睡不知,不及防备,遂被青海军打败,向歇武拉布一带溃退。寺北之江口、日哇一带的藏兵,也向歇武集合,达千人以上。青海军分三路应敌,双方激战八小时,藏兵被打败,并开始溃退。

7月23日至8月18日,马步芳先后派团长喇平福、旅长马禄,率部由西宁出发,增援玉树。

喇平福到达玉树后,马训令其防守阵地,自率驻玉树部队和当地藏民武装八百余人,向据守结古桥南的藏兵进攻。双方发生肉搏,藏兵对白刃战素无训练,遂被青海军杀死很多,溃退巴塘滩,而以骑兵前来冲杀。双方相持六小时,藏兵不支,溃退拉秀寺。此次战役,双方伤亡甚众,而藏兵损失甚巨。结古被藏兵包围四月余,至此解围。

8月22日,青海军分三路由巴塘滩向小苏尔莽前进。24日行至距结古二百余里的照口县蓝道时,遇到坎群达哇率领的藏兵二千余人的抵抗。青海军以大炮做掩护,手持手榴弹向藏兵阵地冲锋,冲入藏兵阵地,进行白刃战肉搏,藏兵不支,败退当存寺。青海军又向当存寺发起攻击,仰攻三小时,连破三道防线,藏兵溃退至小苏尔莽。8月27日,青海军用大炮向盘踞小苏尔莽的藏兵进行轰击。藏兵一千余人向青海军冲击,青海军佯为退却,诱藏兵进入包围圈,将藏兵包围,击毙二百余人,打败了藏兵,攻占了小苏尔莽。

9月2日,青海军又攻下了大苏尔莽,藏兵连连战败,向南溃退。9月20日,青海军第二次增援玉树的一个旅在马禄率领下到达结古。这时川军与藏军在金沙江相持,川军约青海军共同攻击昌都。马禄部遂向金沙江进发。

10月2日,青海军经加藏哈直逼当头寺,晨六时时与藏兵接触。马禄、马彪、马训分别率队进攻,激战甚烈。藏兵以另一部二千余人迂回而北,向加藏哈进攻,青海军后防部队闻讯来援,各持大刀,与藏兵血肉相博,战至十二时,藏兵全线溃退,向青科寺退却。10月15日,青海军攻克青科寺,与川军相联。

藏军撤退到金沙江以西后,马步芳致电蒋介石和刘文辉,建议青康两军乘胜夹攻,收复昌都。蒋介石命令青康两方停止进攻,等候与达赖方面和平谈判。当时达赖看到藏军连连溃败,侵占江东地方的能力已经丧失,乃向国民党政府提议,举行和谈。先是刘文辉与达赖互派代表,在岗拖地方举行谈判,签订了岗拖停战协定。

青海和西藏方面的和谈一直拖到1933年6月15日,双方才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被称为“青藏和约”。代表青海方面在协定上签字的是马训;代表西藏方面签字的是涂旦公吉、昂旺老吉、索康汪金次旦。

其全文如下:

“第一条:尕旦寺管理寺院之堪布,由该寺僧众内自行推举后,呈准达赖大佛加委。堪布权力照旧以宗教为范围,毫不准干涉政治。

第二条:青科、当头两寺宗教权,准归作巴照旧管辖,惟两处双方均不得驻扎军队,以免因接壤而引起纠纷。

第三条:和议条约成立后,藏方即先行撤兵;青方于藏方撤退十四日起,即继续撤兵。双方除其原驻兵力外,其余限一月内撤退。以后青藏两方,各守疆土,不得侵犯。如藏方侵略青海境界,有藏方昌都、巴宿、类乌齐二十六族头目人等担保;青海军队侵略西藏境界,有玉树二十五族头目人等担保。

第四条:藏方官兵如有变归青方或潜逃青方者,青方不得收留袒护;青方官兵如有意归藏方者,藏方不得收留袒护。

第五条:双方对于宗教寺院,一概极力保护。

第六条:青海如有坏人犯罪逃避藏方者,藏方无论军官民众,均不得袒护隐藏;藏方如有坏人犯罪逃避青方者,青方亦援例遵守。

第七条:青海对西藏商民,须极力保护;西藏对青海商民,亦须极力保护。

第八条:所有青方俘虏之藏方官兵,在条约成立签字后,青方即完全交归藏方。”

经过这次事件,青海马步芳势力由青海南部延伸到四川青科寺、石渠、邓柯、德洛一带,既巩固了对玉树地区的统治,又扩展了军事实力。

后来,到1942年,在日本间谍的挑唆下,西藏地方政府又在康青边界陈兵备战,青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马步芳奉国民政府之命,于1943年初,派骑兵独立旅旅长马步銮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率部加强了青办防务,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招抚逃往西藏黑河一带的玉树难民返里,才使局势趋于缓和,也使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再次遭到失败。“青海军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边陲,保障西藏安定方面做出了贡献,马步芳作为青海最高军事指挥官也声誉鹊起。”

责任编辑:马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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