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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人民反抗国民党斗争

2017-11-23 来源:河州老马的博客  记者:  点击数:

回族地区党支部的建立 

一、沈遐熙在张家川的地下工作 


中共甘肃工委对开展甘肃回民地区的工作非常重视,先后派出不少回族党员在甘肃聚居区开展工作。1941年12月,由庆阳分委统战部派沈遐熙到张家川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张家川没有党组织,也没有党员。沈遐熙到张家川后,以在清真寺念经当“满拉”为掩护,主要在恭门、龙山一带回民聚居区开展工作,由朱敏同志直接领导。到1943年,他在张家川清真寺阿訇中发展了马德魁、马德昌、马德选等一批回民党员,建立了党家沟党支部、金家沟党支部。到1945年时,从恭门、阎家一带发展到马鹿镇、秦安的连五、龙山、陕西的陇县一带,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回、汉族党员,这是很不容易的。

沈遐熙(1921年3月——2003年9月22日),又名沈正,男,回族,生于1921年3月,上海市人。1938年毕业于上海市立学校,同年5月,延安陕北公学在上海市公开招生,他与其他十五名年仅十七、八岁的学生报名,并组成一个赴延安小组,绕道香港到武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最后只有沈正等三人,经长途跋涉到达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半年后被派往晋东南前线。1939年调西北局工委工作,年底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镇原县三岔口工作,曾在地下党开办的店铺“跑堂”,又在三岔口清真寺当“乡佬”,并在地下党开办的伊斯兰小学任校长。在三岔口清真寺当“乡佬”和任伊斯兰小学校长时,认识了一个张家川籍的卖皮子也曾开过学的阿訇马德魁。1941年底,陇东工委庆阳分委统战部派沈遐熙为特派员,到回族聚居的张家川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到张家川后,就住在党家沟马德魁家中,并由马德魁介绍当了马清的“义弟”,给马清种庄稼。马清也很贫苦,沈在马清家什么活都干,犁地、割草、放牛、担水、收割庄稼等等,生活很苦,还利用农闲时间到边区汇报工作。第一年他主要是熟悉情况,在阎家店、党家沟群众中取得信任,站稳脚跟。

1942年11月,沈遐熙回边区汇报工作,1943年又回到张家川,在党家沟发展了马德魁、马德选、马德昌等十几个回族党员,建立了党家沟党支部;在金家沟发展了曹文炳、李彦俊、马子裕等党员,建立了金家沟党支部。他按照李敏同志:现在要根据毛主席的白区工作方针“精于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需要时可以到清真寺念经、当满拉的指示,先后在阎家店、草川等清真寺念经当满拉,做为掩护。有一次地下党员无意泄密,被驻守平凉的八十二军知道,马继援立即派军队到张家川搜捕沈正,但在当地回族群众的掩护下,使敌人扑了空。1949年他和另一名地下党员陈义昌去陇南开会途经天水利桥镇时被敌人抓获,虽经吊打,但他没有暴露身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最后释放。

沈遐熙同志在张家川工作期间,曾担任过中共陇南工委委员、中共清水县县委书记。他注意在回族中发展党员,截止1949年7月,共发展党员493人,建立党支部52个,其中回族党员330人,占83%,汉族党员67人,占17%。

1949年8月7日,中共清水县委、县政府成立时,沈遐熙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长。1951年调任天水专员公署副专员,1955年任甘肃省临夏专区专员,1956年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时任第一任州长。1965年调任甘肃省计委副主任、省地质局副局长、代局长,1978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82年后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代主任、会长、顾问。曾兼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尼经济文化社会合作协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世界伊斯兰教联盟清真寺最高理事会理事等职。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届委员,第七、八、九届常务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五届会长,第六、七届顾问。沈遐熙同志因病于2003年9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沈遐熙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温家宝、贾庆林、回良玉、宋平、刘延东、白立忱以及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二、临夏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新建

 

临夏地区自从中共导河特支遭到破坏以后,一直没有发展。到十八年后的1947年,在陇右工委的领导下,又重建了党的组织。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的1949年的三年时间里,党的地下组织在康乐、宁定、临夏县和旅居兰州的临夏人中先后建立。

康乐党组织的建立

1947年2月,参加甘南起义的康乐辛家集农民辛万年,在平凉由牙含章、吴建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建威是康乐虎关吴坪村人,因参加甘南起义,在家乡难以立足,遂投奔到陕甘宁边区,在庆阳加入了共产党,1947年3月到平凉任地下党支部副书记,以开杂货店为掩护,与其他同志一道,当“地下交通员”,掩护革命同志。辛万年入党后,接受任务,回康乐发展党员。4月,陇右工委派牙含章等人到康乐辛家集,批准接受辛万年发展的辛华亭、辛尧天、赵克义、何秀英四人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辛家集党支部,辛万年任党支部书记,辛华亭为组织委员,赵克义为宣传委员。

辛家集支部建立后,辛万年遵照中共陇右工委“要重视发展回民党员”的指示精神,介绍康乐县苏家集半坡村回族青年马青仁入党。后马青仁又介绍发展了回族马明臣、马明智、马主麻、马哈克为中共党员,随即建立了党小组。1947年8月,陇右工委派马永祥到康乐开展地下工作,马永祥、辛万年到半坡村检查工作,马永祥代表工委批准建立了半坡支部,由马青仁担任党支部书记,马明智、马明臣为委员。

1947年5月,辛家集支部宣传委员赵克义到道家村开展工作,发展了六名党员。为了便利工作,经工委批准,建立了道家支部,赵克义为支部书记,赵发祥为组织委员。

以后,在马永祥的具体领导下,相继成了刘家庙、景古城、马巴、临康、临时等党支部,党员已发展到112人。到1948年12月,又先后成立了吴坪、胭脂、拉石山、温家河、线家滩、康宁等党支部,还成立了四个党小组:贾家党小组,组长何世清;斜路党小组,组长马子祥;姬家林党小组,组长姬连玉;“保五团”党小组,组长何世祥。到1949年8月20日,康乐县有地下党支部14个,党员211人,另有组织关系不在本县的40多人。其中参加过甘南起义的四十多人。

临夏市党组织的新建

解放前夕,临夏城内建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是在1949年春由曹稷农负责组建的。

曹福寿(1916——1962),字稷农,故也称曹稷农,汉族,临夏市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从甘肃学院附设高中毕业,抗战爆发后,参加临夏籍学生组成的“甘肃青年抗战团临夏支团”,并任文书部长,积极宣传抗日,参加募捐,支援前线。回乡后在乡绅张质生、汪百川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桥寺学堂”,又与同仁创办了“私立兴华小学”(今新华小学)。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增设初中,定名为“私立兴华中学”,因而,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

1948年曹福寿在兰州由牙含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临夏后,在回汉知识界中发展党员,先后发展的党员有:曹福祥、汪百川、毛歧山(女)、汪叔度、汪迪民、王文佐、秦镜、朱耀庭、冯择善、马济华(回族)、蓝天珍(回族)、陈朴生等十二人,并建立了党支部,由曹福寿任负责人。

这个支部建立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组织和带领临夏城内市民与马步芳军阀势力展开了抗兵斗争。

此时,侯巨卿、杨松轩(1949年重新入党)在旅居兰州的临夏人中分别发展党员,并建立了两个地下党支部。侯巨卿支部有党员八名,杨松轩支部有党员五名。1949年7月11日,两个支部均遭破坏。7月26日,杨松轩等六名党员被杀害于兰州大沙沟监狱。

临夏旅兰支部遭到破坏时,曹福寿闻讯后,立即通知地下党员隐蔽转移,本人也到永靖叭咪山暂避。解放后他曾先后任临夏专署文教科科长兼联合中学校长。1954年调临夏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后安排到临夏市政协任委员,1962年病逝于家中,享年48岁。

马济华(1906——1969),回族,今临夏市八坊仁义巷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磨客子”之家,他的祖父原是临夏城内的张姓汉民,随成回民后改姓马。马济华在少年时,曾在临夏凤林小学和武威师范读书,毕业后又曾在甘肃省党政训练班学习。民国二十年(1931年)到青海省政府供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马步芳部少校侦查参谋,为了侦查敌情,他化装打入孙殿英部,完成任务回来后升任上校。后任山丹县县长,期间因发表不满封建军阀的言论被撤职,并交军法处责打一百军棍,几乎置于死地,幸得同事掩护,在养伤期间逃出虎口,回到家乡长期躲避,静居家中。后经人介绍任甘肃省政府视察员、临泽县县长之职。1949年,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又成了他的顶头上司,马济华知道马步芳不会放过他,稍有不慎,会再遭毒手。在这种情况下他遇到了过去的老朋友——地下党员牙含章(当时化名马尔萨)。在牙含章的帮助教育和介绍下,1949年春,在兰州入中国共产党。

马济华入党后,多次与牙含章、杨松轩、鲁子俊等聚会学习,有时在马济华家(兰州举院背后的黄河沿)聚会,有时候在杨松轩家。1949年7月11日下午,时在兰州警备司令部工作的鲁子俊仓惶来马济华家,紧急向马济华和杨松轩报信,党组织已暴露,叫他们马上转移躲藏。马济华连夜逃往外县,而杨松轩因那天喝了酒,虽然得到了消息,但行动迟缓,被捕入狱。

临夏解放前夕,马济华受党组织派遣,潜回临夏,与拜学忠等地下党员秘密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揭露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要“灭回灭教”、“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同时积极了解敌情,研究对策,配合解放军解放临夏。他们了解到国民党军队在临夏南门城墙上布置了所谓的“防卫阵地”,南门外正是市区中心,店铺林立,人口稠密,又有南关清真大寺、大会馆、商会等大型建筑,一旦发生战争,广大回汉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损失,同时他们也了解到马步芳已下达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顽抗,并发出布告和传单,命令军民坚壁清野,实行“三不留”,即不留一粒粮、不留一间房、不留一个人。自这种情况下,他的部下可以凭这个命令浑水摸鱼,抢劫勒索。马济华从驻军便衣队中了解到,一些下级军官已经密谋,在混乱中抢劫当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尕甕圈。在这种情况下,马济华和拜学忠商议,动员商会会长拜景星出面,去动员当时临夏军政首脑、专员兼保安司令马步康的一个堂叔去劝说马步康。劝他认清形势,为避免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也为了他个人的前途,放弃抵抗。

马步康,回族,甘肃临夏县马集乡柴墩岭人,是马海晏五弟马海潮之孙,马步芳堂兄。曾任马步芳部一百师298旅旅长,驻防酒泉、永登等地,1942年继任骑八师师长,参加抗日。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部西返,在陕西富平与暂编骑二师马禄部整编合并,仍称骑八师,马步康为师长,调驻甘肃永登。马步康一贯比较和善,素有“善人”之称,特别是他任骑八师师长期间,与新四军打过交道,对共产党比较了解,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杀人放火,灭回灭教,思想比较开明,因此抗战后马步芳对他不信任,解放前夕调离骑八师,1949年6月,被任为临夏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马步康到临夏后一直是消极应付,没有主动搞什么反共反人民的事,而且还做过一些好事,例如:马步芳在兰州搞白色恐怖,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恐怖方针,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所抓去的人几乎全遭杀害。当时临夏旅兰党支部因叛徒出卖而暴露,马步芳电令马步康马上在临夏进行搜捕,如果马步康积极执行这个命令,临夏的许多地下党员很难逃出魔掌,但马步康只公开抓了秦晋一个人,再未搜捕。实际上等于发了一个信息,使曹稷农等党员知道消息而躲藏起来。对逮捕的秦晋也未加害,过了一段时间后秘密释放了。再如,马济华、拜学忠动员几个在固关峡战役中被解放军释放的十四旅士兵,在街上宣传他们的亲身见闻,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时,被驻军便衣发现并逮捕了四人,马步康知道后就下令释放了。

拜学忠、马济华掌握了上述情况后,就利用关系,让马步康的堂叔马良去做马步康的工作。经过紧张的工作,到1949年8月21日下午,马步康虽然没有答应和平起义,但他明确答应在解放军临近临夏时,他带领驻军撤出临夏,保证不在市区发生战争,并保证他的军队不发生混乱抢劫等行为。8月22日晨,马步康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解放军到临夏之前,带领驻军和下属,有组织地从西门撤走,使临夏没有发生战事。后来马步康侨居埃及,病逝于开罗,其子曾于1998年来临夏探亲。

在得到马步康的明确答复后,马济华、拜学忠、拜景星等连夜联络地方知名人士,动员群众准备迎接解放军。当时,许多人还有顾虑和害怕,因为兰州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尚未分出胜负,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临夏前后都有马家的部队,东西南三方炮声隆隆,在这种形势下组织很多人去迎接解放军确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济华亲自去请了城内汉族知名人士张质生。

1949年8月22日晨,大家在临夏南关清真大寺集合,其中有张质生(汉族,解放后任副专员)、张乐山(回族,解放后任副专员)、杨子高(原骑五军处长,解放后任临夏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参加赴青海劝降团)、蓝子元(当时他买了许多西瓜慰问解放军,解放后任临夏市城关区区长)、杨生元(由马济华指派到二十里铺张贴标语,后来任临夏州人大常委会人事科科长)等人。经过大家商议,派四人到二十里铺张贴标语;马济华、拜学忠等几十人渡过大夏河到四家嘴迎接解放军,大部分群众在大夏河北岸河边迎接。中午,解放军在临夏人民的欢呼声 中到达市区,没有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了临夏,避免了回汉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对兰州战役的胜利,乃至整个西北的解放都起到了主要作用。据陈秉渊著的《马步芳统治青海四十年》中说:8月23日,“其时从南路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已自临洮直入临夏,骑兵军韩起功部闻风丧胆,不战自溃。马步芳以人民解放军深入心腹地区,心志紊乱,士气沮丧,死守兰州的计划,受到严重影响。马步芳以警耗不断传来,无法挽救,加之受到兰州城郊不断发现标语,24日即乘飞机仓惶离兰返西宁。为保全实力,嘱马继援迅速撤退青海,回守老巢。25日,第190师、248师、100师、357师等部队扼守的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古城岭、豆家山、马家山及东岗坡和飞机场一带的阵地,相继被摧毁。25日晨,马继援召集马步銮、马振武、谭呈祥、韩得胜、杨修戎、马璋等将领,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撤兵秩序,退出兰州。”8月25日,马步芳逃往重庆。临夏的解放使马步芳领导集团乱成一团,不战自溃。时在前线战壕里的士兵们当听到临夏被解放军占领时,都说:我们的家乡被人家占了,我们还打什么仗。纷纷丢下武器开小差逃跑。马济华、拜学忠为临夏的和平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在临夏解放的当天,王震司令员即其他首长接见了马济华、拜学忠等,由马济华汇报了争取临夏和平解放的经过和有功人员。第二天在大会馆召开了群众大会,由马济华主持,王震司令员讲了话,当日下午,任命马济华为军管会副主任,10月初又任命为临夏市第一任市长,任命拜学忠为临夏县县长。

临夏解放后,马济华又推荐动员与三马有关系的人参加劝降团。他亲自去动员马丕烈、杨子高、马惇恭(马鸿逵的侄子,人称“三大人”)、马子仁(马鸿逵的门婿,因病未去)参加了劝降团。临夏劝降团对瓦解马步芳集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临夏解放不久,1949年11月25日至1950年1月8日,“临夏县尕新集发生民族纠纷。” 在此前后,“潜伏在临夏地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分子,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发动武装骚乱,煽起民族纠纷,死伤回汉各族群众千余人。” 他们先后在“临夏县黄泥湾、尕新集、尹集区、龙泉区、牙沟、吹麻滩、白杨树、和政四十里铺、大小南岔、上下甘坡、买家集,宁定陡石区、 甘沟、东乡甘沟、永靖喇嘛川等……计大小八十多处”地方制造民族纠纷和回汉械斗事件, “使28万回汉人民的安定生活受到威胁,无数财产受到损失,数以千计的回汉人民生命遭到无谓的死亡。” 一时间,民族关系紧张,社会秩序不安,新政权受到威胁。

马济华和拜学忠两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几次亲临现场,制止事态的扩大,并积极向领导提出意见,同时写出了书面材料,向省委、西北局、乃至党中央反映情况,并根据临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矛盾,加强民族团结的具体意见,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1950年初,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专门讨论临夏民族问题的扩大会议,由张德生书记主持,西北局及临夏地区有关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上宣读了马济华、拜学忠等反映的材料和意见。经过充分讨论,纠正执行民族工作中的错误,做出了符合临夏民族及历史特点的几条政策性决定,具体内容与马济华、拜学忠所提意见相吻合。为了扩大宣传,使这个决定家喻户晓,在《甘肃日报》公开登载了决定精神,又印成布告,在临夏城乡张贴。布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坚决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临夏建成为各民族人民和睦的大家庭;(二)、禁止收缴自卫枪支,以便防匪自卫;(三)、停止发展民兵、游击队;(四)、确保各族人民人身自由。除现行犯外,任何机关、部队不准随便捕人。

1950年1月21日,由甘肃省人民政府组成的“甘肃省人民政府临夏工作团”在团长马丕烈、副团长卢仲良带领下来到临夏。临夏专署召开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学校师生及各族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省工作团团长马丕烈、副团长卢仲良讲了话,阐明工作团的任务是:慰问临夏各族人民,招抚土匪,消除民族隔阂,整顿民兵。

1950年3月11日,地委书记杨和亭率领工作组,协同回汉民主人士在临夏县尕新集13个村庄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上年11月发生的“尕新集事件”得到圆满解决。4月,李仲英被调离临夏,由十一师政委郭炳坤接任临夏军分区司令员职务。5月2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泰来临夏视察工作,5月24日,在召开的临夏市、临夏县、和政县、宁定县、永靖县等五县(市)各民族地方人士座谈会上讲话说:“临夏分区的一切工作的中心是民族团结。要做好每一件工作,必须从民族团结出发”。在党的领导下,妥善处理了临夏的民族问题,形势迅速出现好转。1950年8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次代表会作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决议》和《关于检讨临夏分区执行民族政策的决议》,对在临夏执行民族政策工作做了深刻的检讨。并给临夏地委书记杨和亭党内警告处分,其他有关领导也给予了处分。

1950年3月,马济华被调到甘肃省民委任科长,拜学忠调到省民政厅任科长。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并判刑押送到河西劳改,后因身患重病,保外就医。这时候,马济华因失去公职,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因他又没有儿子,靠外甥每月接济10元钱,并由其妻喇桂芳挖沙劳动、手工编织等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受尽了艰难困苦。“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为揪斗对象,特别是在所谓的“十二级台风”中被打至伤,心身受到严重摧残,又无钱治病,1969年2月7日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肃省民委为马济华平反昭雪,补发了冤狱费,并对其妻喇桂芳按干部家属给予了生活照顾,解决了住房,1988年又选为州政协委员。

拜学忠(1917——1989),字子荩,回族,临夏市人,世居八坊南栅门。8岁入导河县公立清真高等小学(今前河沿小学)读书,16岁考入临夏联立中学,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从17岁开始先后在癿藏、枹罕、兴华、徳馨学校任教。1946年秋,由程海寰、马雨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在兰州、临夏一带发展盟员开展活动。1949年6月5日,由曹稷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接受地下党的任务,发动群众开展抗兵、抗暴斗争,为了反抗韩起功在临夏抓兵,他和马济华鼓动王吉尼哈智劝说韩起功不要悖逆天道,韩不但不听反而将其两个弟弟抓去当兵,引起王吉尼哈智棒打韩起功轰动临夏。解放前夕,国民党散布共产党“杀回灭教”、“共产共妻”的谣言,拜学忠采取走访朋友的方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穿其阴谋。1949年8月21日,拜学忠召集亲朋好友几十人在家聚会,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宣讲共产党的政策,使这些人放弃了逃跑避难的打算。他又和马济华动员马良去劝说临夏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步康放弃抵抗,以保临夏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8月22日晨,马步康率领驻军和专员公署行政人员从西门撤离临夏,使临夏免受战争之苦。同天,拜学忠与马济华等在南关清真大寺召集上百人商议迎接解放军事宜,拜学忠又带领四人去黄泥湾,与解放军先头部队接头,迎接解放军进入临夏城。

解放后,拜学忠被任命为临夏县县长,担负起动员难民返乡,恢复生产,为西进部队筹措军粮等任务。“尕新集事件”发生后,他与马济华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现场调查研究,制止事态的发展和恶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执笔写出了书面材料,向省委、西北局、乃至党中央反映情况,并根据临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矛盾,加强民族团结的具体意见,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具体内容见马济华部分)。

1950年,尕新集事件妥善处理后,拜学忠被调到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作,历任省民政厅副科长、科长,农林厅农垦局副局长、民政厅移民局局长等职。1962年被调回临夏,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4年平反昭雪。退休后虽重病在身,仍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1988年在实施联合国JTP计划中,担任前河沿小学家长学校副校长。1989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享年72岁。

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自1927年4月至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临夏地区先后建立16个党支部(不含在兰支部)、4个党小组,发展党员288人,其分布为:康乐211人,广河20人,临夏市22人,和政15人,东乡10人,临夏县5人,积石山4人,永靖1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外地入党的临夏籍党员约有43人。地下党组织建立后,曾在一些地区进行抗丁、抗粮、抗捐斗争,向地方上层做工作,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临夏。”

 

三、马继祖入党和宁定县党组织的建立

 

甘南起义失败后,王仲甲、马福善、肋巴佛、肖焕章等相继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临洮专员何世英组成“猎虎队”,四处搜查,大肆拘捕起义人员。1944年1月20日(农历正月初四日),肖焕章在鹁鸽崖上庄被“猎虎队” 包围,突围中右手中弹,身负重伤,行动不便。由于国民党的搜查,在临洮、康乐不能安心养伤,遂于5月下旬,由王仲甲护送到宁定县(广河县)高家村马福善家隐藏养伤。马福善怕被国民党侦探探悉,便又秘密将肖焕章转移到派子坪他的外甥“国民军”(因其在国民军中当过兵,因此而得名)家休养。到1945年4月5日,肖焕章伤愈后,马继祖派黑拜个和马良义将肖从派子坪护送到牙下集王仲甲处。当到临洮县五朝山黑刺林休息时,被山上砍柴人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猎虎队”。“猎虎队”立即搜山,肖焕章让黑拜个和马良义先走。当二人走后,肖焕章又被“猎虎队”拘捕。“猎虎队”中有人认识他,队长慑于肖焕章的神威,不仅没有加害于他,反而将他秘密护送到石家山,交给了前来接应的吴建威。肖焕章遂安全地到达苟家滩,与王仲甲相会。

马福善、马继祖等人在宁定(今广河县)、和政、临夏等地转入地下,因当时这些地方不归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而归马步芳的势力范围。由于这次大暴动的矛头是反对蒋介石,而不是反对马步芳,所以马步芳对这次大暴动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因为甘南农民暴动削弱了蒋介石在西北的统治实力,对马步芳是有利的。所以暴动失败以后,参加暴动的农民回到家里,马步芳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他们回家后把枪支和弹药全部交出来,“安分守己”的当“良民”,他就不加追究。这是马福善、马继祖在宁定县一带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他们回家以后,地方官吏不准他们在社会上公开露面,也不准与亲戚朋友往来,更不准在当地打土豪;如果他们过洮河去,在临洮县、洮沙县、皋兰县境内打土豪,他们也不反对,但是打土豪回来后,要给马步芳当地的驻军分给一部分,或送一笔钱,他们也就不闻不问,装作不知其事的样子。

1946年,中共甘肃工委为了在临夏地区回族中发展党员,派回民党员马永祥同志来陇右地区专门作回民工作。

马永祥(1914——2001年),回族,甘肃成县人。15岁时入马廷贤部当兵,后被裁减,流落兰州、宁定、东乡等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再卖当兵。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随连队起义,失败后去环县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结业后分配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受甘肃工委派遣,任陇右工委委员,赴陇右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马永祥在兰州就和肖焕章接上了关系,马永祥就在肖焕章为作掩护而开的小客栈里当“伙计”。他在这里住了一年以后,于1947年夏,按照陇右工委的决定同肖焕章一同来到陇右地区,与牙含章、肖焕章一起工作。牙含章和肖焕章在回民中发展党员,仍以1943年参加过甘南起义的贫苦农民为主要对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回民党员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回汉之间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的反宣传,胡说共产党来了要“消灭宗教”、“公产共妻”,所以许多回民群众对共产党怀有恐惧心情,不敢和共产党接近。为此,牙含章和肖焕章等决定找一个可靠的回族地下党员,先去试探一下马福善父子的态度。

当时在康乐县地下党支部中有一个回族党员,外号叫“狼少爷”(马有才),家庭是贫农,曾参加过1943年甘南起义,当时就在马福善部下,而且是一个骨干,起义失败后他仍回家务农,但和马福善有秘密往来。牙含章等掌握了这个情况后,认为派他去最合适,于是就让党支部找来了“狼少爷”。

“狼少爷”一听说肖焕章找他,马上就来了,因为他认识肖焕章。肖焕章就把派他去试探马福善父子的态度的事情向他开门见山的说了一下,问他“敢不敢去办这件事?”狼少爷毫不犹豫的说:“马上去办”,这样就把试探马福善父子的任务交给了他。

从1946年冬天开始,“狼少爷”就作这一项工作,他在宁定县高家村(今广河县祁家集乡所属)找到了隐居在这里的马继祖。经过十多次的谈话,到1947年秋天,才有了成效。马继祖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马福善则愿作一个“朋友”。他们都要求要与肖焕章见一面,但由于他们住的宁定县(今广河县)是马步芳军队的防区,他们不便在自己家里接待肖焕章,因此要肖焕章约定时间、地点,他们准时到来。肖焕章、牙含章和马永祥商量后决定在康乐“狼少爷”家见面。

1947年6月6日(农历四月十八日)夜晚,牙含章、肖焕章、马永祥三人按约定时间到了“狼少爷”家。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农舍,四面没有邻居,他们向房顶上扔了一块土块,就听见里面有人咳嗽,“狼少爷”马上开门,迎他们三人进家,并低声说:“他们早就来了”。牙含章等进家后,狼少爷又栓上了大门。

肖焕章先迎上去和马福善亲热地握了手,并把牙含章和马永祥作了介绍。然后进屋上了炕,点着了油灯。在油灯下牙含章才看清马福善是一个年纪约五十岁上下,留着回民式的长胡子,已经花白了;马继祖约三十多岁,也留着小黑胡子;还有一个是马福善的外甥,只有二十多岁,白净脸皮。

在“狼少爷”家的热炕上,马福善向肖焕章等详细谈了甘南起义的事和失败后的遭遇。因为他和肖焕章自失败后再没有见过面,所以谈话时显得格外亲切。不多时,狼少爷的妻子做好了饭,招待大家吃饭,她为了招待客人,还特意把自己家下蛋的母鸡宰了。

吃过饭后,他们开始了正式谈话,牙含章讲了全国的形势,这时候“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牙含章指出,国民党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国民党一垮台,马步芳也跟着非垮台不可,我们回汉人民都要获得解放。马福善父子表示完全同意牙含章的看法,这一次谈话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第二天,“狼少爷”夫妇把大门从外面锁了,到附近山梁上干活,实际上是放哨,牙含章等在家休息睡了一天觉。晚上,牙含章、肖焕章、马永祥三人经过研究,决定为马继祖举行一个入党仪式。由肖焕章和马永祥为入党介绍人,由牙含章代表中共陇右工委批准马继祖入党,免除候补期,编入“狼少爷”所在的这个党支部。接着举行了一个很简单的入党仪式,由马继祖向大家宣誓。他说:他不仅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同样反对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以及回族中的地主老财,他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拥护毛主席;党要他干啥就干啥,毫不含糊;他希望共产党接纳他作一个共产党员。马继祖宣誓后,牙含章代表陇右地下党组织宣布接受马继祖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免除候补期,介绍人肖焕章、马永祥。然后给他讲了地下党应该注意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他仍回宁定县去,首先在参加过1943年甘南起义的回族和东乡族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并约定了接头方式和处理新党员的批准手续等问题。等这些问题处理完时,天已快亮,马福善三人乘天未亮辞别牙含章等,仍回宁定县去了。牙含章等三人又到一个汉族党员家藏了一天,第二天夜间回临洮去了。

嗣后,马永祥以“渭源羊客”的身份,在临洮、宁定、康乐三县的结合部地区——八羊沟(今广河县水泉乡和排子坪乡所属)、排子坪、张家湾、老庄、红山湾等地活动,领导宁定的马继祖、康乐的辛万年、马青仁等开展党的工作。

马继祖入党后,积极为党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宁定县排子坪、张家湾、老庄、红山湾等地发展了马良义、马良臣、马永成、马良海、马福祥、马有祥、马富祥、马义良、马生文、马国礼、马仲元、马穆萨、马德才等几十个回族和东乡族党员,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

1946年6月以后,中共洮啣区工委组织委员孙琳先后在宁定县三甲集一带介绍发展了回族马有常、胡占奎、马永贵、马永起、马进昌、马占山、马春发和汉族裴殿斌等入党。同时,中共洮啣区工委的师崇彦、孙西和、田济生等人单线介绍发展了汉族裴俊义、魏春和,回族牟占林等入党。据《广河县志》记载:1949年党员18人,其中妇女3人;1951年党员159人,其中妇女3人。

据《东乡族自治县志》记载:“共和国成立前,东乡境内无党的组织,党的活动也较少。但有一些东乡籍进步青年在外地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已确知的有七人:唐万成、杨清峰、马和福、穆德彪、马泳、马峰、马生文,其中东乡族五人,汉族二人。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政县在1949年11月2日,建立第一个基层党支部时,有党员44人。

1949年初,牙含章、肖焕章、马永祥和马继祖开碰头会时,马继祖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想到陕甘宁边区参观一下,同时希望到边区党校学习一个时期。因为他觉得自己政治水平太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年纪还不大,能多识几个字,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有好处。牙含章、肖焕章和马永祥研究后认为觉得他的这个要求提得很合理,但需要陇右工委研究决定。

陇右工委研究后,很快批准了马继祖和另外两个回族地下党员、三个汉族地下党员前去陕甘宁边区参观学习的要求,并派地下交通员张建国(临洮县人)护送他们一同前去。他去以后,一直到解放后才随解放军返回临夏。

1949年8月14日,国民党新编骑兵军韩起元团撤至三甲集,太子寺等地。15日,国民党军队放火烧掉了临洮洮河浮桥和康家崖渡口,毁坏了码头,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8月17日,国民党宁定县县长李秉璋、警佐蔡振中等逃离县城,韩起元部进驻太子寺,将原田粮处处长宋履厚夫妇杀害,将政府职员边广仁、陈炯明、李吉堂、宗汉民四人活埋于堡子山。8月18日,排子坪地下党员马良臣、马良义等按陇右工委的指示,在排子坪小学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1949年8月21日,宁定县解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某部四团代表王实之代理宁定县县长。原宁定县商会会长马有德,原县政府职员马英、康作孝、张国义等协助解放军成立了粮秣供应站,解决过境部队及灾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1949年9月5日,经临夏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宁定县工作委员会,高浩富(陕北人)任工委书记;同时成立宁定县人民政府,隶属甘肃洮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马福善被任命为第一任县长(9——11月),王振邦任副县长。

1949年9月上旬,陕北老区赴临夏工作团的三十余名党员被派到宁定县工作,与本县十八名地下党员,以及中共陇右工委从临洮县抽调的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宁定县区政权骨干力量,进行建立政权工作。

1949年11月,马继祖随解放军返回甘肃,被任命为宁定县县长,接替了他父亲马福善的职务,一直到1953年9月。

 

四、回民支队的建立

 

马继祖去陕甘宁边区参观学习以后,牙含章、肖焕章等同志通过地下党支部,继续在宁定等县回族群众中工作,又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又建立了若干个地下党支部。这时,陇右工委决定,在回民地下党员的基础上,创建一支由回族人民组成的游击队,定名为“回民支队”。但是,由于在马步芳统治区的工作环境极端艰苦,条件很不具备,回民支队一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一直到1949年8月,临洮解放以后,宁定县的回族地下党员马良臣和马永祥等在排子坪成立了约三百人左右的回民支队,马良臣任队长。但没有现代武器,基本上都是矛子、马刀、斧头等原始武器。

而陇右人民游击队(是牙含章等到陇右地区以后,在原来郭化如等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的队员都有步枪,还有数十挺轻机枪。为了解决回民支队的武器问题,陇右工委决定给回民支队全部换发步枪和一定数量的机枪,使他们的武器装备达到陇右人民游击队同样的水平。临洮解放以后,国民党临洮县自卫队向陇右人民游击队缴械投降,共缴出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五挺。由于临洮自卫队是国民党的第九区专员何世英最精锐的部队,装备虽不是美国货,但比较精良。陇右工委决定把这五百支步枪和五挺轻机枪全部配备给回民支队。

这个消息传开后,陇右人民游击队大多数队员认为是应该的,但也有少部分人认为不应该把这批好枪发给回民支队,如果非发不可,也应该把好枪留给汉族游击队员,从汉族游击队员中抽出一部分旧的不好的枪支发给回民支队。陇右工委为此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思想不仅是对回民支队同志的歧视,也是回族阶级兄弟的歧视,是与党的民族政策是相抵触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必须进行教育,加以克服。根据会议决定,牙含章和陈致中同志召集有意见的那些干部分别谈了话,做了思想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些人不再坚持原来的错误意见,同意把好枪配发给回民支队,但在下面仍散布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回民支队的同志们听到这些议论以后,情绪曾产生过一些波动,但大多数游击队员还是顾全大局,没有讲过一句怪话,没有发过一句离骚,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只是等待陇右工委的正确处理。当他们拿到新式武器以后,高兴的跳起来,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来表达他们的心情。

据《广河县志》记载:“1949年8月18日,中共宁定县地下党员马良臣等排子坪中心小学开会,以地下党员为骨干,研究成立了回民游击队。回民游击队于8月22日正式建立,马良臣任队长。10月,马继祖担任宁定县长,兼任回民游击队队长,队伍发展到三百多人,改名为“临夏回民支队”,马继祖任支队长,马永祥任副支队长,李佐唐任政委。支队为团级建制,约五百多人,下编两个连,一个直属通讯排。回民支队配合解放军剿匪反霸,参加大小数十次战斗。1950年10月,回民支队改编为东乡族自治县公安队。”

由于马继祖担任县长,所以回民支队的工作主要由马永祥同志来负责,群众称马永祥为“尕马司令”。他率领回民支队,在配合解放军剿匪,筹集粮草,组织民工搭建洮河浮桥,支援解放军西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回民支队归到东乡县公安局以后,他于1954年8月至1955年2月,任临夏市委书记。后来,他历任临夏回族自治州检察院检查长、州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州长、州人大副主任、州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离休,2001年病逝,享年88岁。

 

五、临夏旅兰地下党支部的破坏

 

临夏旅兰支部的建立

1949年初,马步芳在临夏地区抓兵,有不少人逃到兰州避难。同时,临洮、会川、渭源一带一些地下党员也到兰州上学或工作,他们在兰州也物色了一批发展对象,需要陇右党组织派人去进行审批。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陇右工委决定牙含章和肖焕章两人去兰州,一方面审批党员,一方面开展临夏旅兰地下党工作。这样,牙含章冒险去了兰州。

牙含章到兰州以后,又认识了一些临夏人,又从这些临夏人跟前了解到,在青年时与他相好一个朋友侯巨卿也在兰州。侯巨卿在兰州开商店亏了本,关了门,正在家里闲居。牙含章就派了一个地下党员去找他。这个地下党员回来向牙含章作了汇报,说侯巨卿的态度还不错,同时估计他正在破产、失业之中,对国民党政府不会有好感。相反,可能还希望共产党早日到来,使他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于是牙含章就让侯约一个地点见面,侯就约牙含章在他的家里同牙含章见了面。

侯巨卿(1912——1949),临夏县桥寺乡人,汉族,青年时代曾资助办学,当过桥寺学堂校董。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兰州。牙含章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教育,由于他有强烈的入党要求,牙含章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仔细研究了如何开展临夏地下党的策略和办法。牙含章在临夏还有一些好朋友,侯巨卿建议把他们从临夏叫到兰州来与牙含章见面,并介绍他们入党,然后再派他们回临夏去,发展地下党员,这样就有希望打开临夏的局面。牙含章采纳了侯的建议,发展了十多个地下党员,组建了一个党支部,由侯巨卿担任书记。这个支部的成员全是临夏、和政、永靖等县旅居兰州的人。他们有的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而逃到兰州来暂时避难的,有的则是在兰州旅居多年,并在兰州有公开职业的(如开小商店,在行政机关作公务人员,或在小企业作雇员等),也有个别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

当时,兰州市的地下党的组织由中共皋榆工委领导,负责人是罗扬实。牙含章考虑,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把陇右工委领导的在兰州的地下党组织移交给皋榆工委。经过陇右工委研究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派牙含章去兰州与中共皋榆工委当面商谈。经过商谈,皋榆工委同意把陇右工委在兰州的地下党员和地下党支部全部接受过去,只有临夏支部除外。因为临夏支部的任务是进一步开展临夏地区的地下工作,因此决定把这个支部保留下来,仍由陇右工委继续领导,但要改变领导方式。这样,牙含章又去侯巨卿处,向他交代:“今后一段时间我不再到兰州来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和我接头的地点,就是临洮城内一个售大烟的小商店,店主人叫黄玉堂,他是一个可靠的地下党员。你找到黄玉堂以后,就说是来找康明德的,就可以接上关系。”牙含章要求今后每月到临洮联系一次工作。

牙含章回到临洮以后,把这个任务通知了黄玉堂,要他把联系临夏支部的任务担负起来,并把侯巨卿的长相、年龄等特征,以及接头暗号,都告诉了黄玉堂。

过了不久,侯巨卿就到临洮来了,通过黄玉堂的关系找到了牙含章,说他又物色了几个发展对象,要求审查批准。当他离别时,牙含章握住侯巨卿的手一再叮咛:“从全国来说,蒋介石和马步芳是很快要完蛋了。但在兰州市来说,蒋介石和马步芳的统治还很厉害。你要加倍小心。而且我也深切地告诉你,如果万一被捕,豁出自己一死,也决不能出卖同志,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出卖临夏支部的其他同志,那就是叛变党,叛变革命,就是极大的犯罪。”侯巨卿表示:“我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这一点请你放心。”

临夏旅兰支部的破坏

1949年6至7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杭州和上海,国民党统治基本垮台。转战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也在解放了西安以后,开始向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军。但是,国民党在接近崩溃前,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以维护其统治。1949年元月,国民党在兰州成立了一个“警备司令部”, 任命赵珑为警备司令,由他统一指挥,逮捕和屠杀共产党,还以原西北行政长官公署二处、军统兰州站、调统室、警察局等单位为班底,成立了稽查处,常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各县大肆逮捕共产党。国民党还在兰州黄河北岸的沙沟李家湾设了一个秘密监狱,警戒非常严密,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一般都关押在这里。兰州解放后,解放军从这里挖出了二千多具被活埋的尸体。陇右地下党的组织,在这时期遭到重大破坏,约五十多名党员被逮捕和屠杀,占陇右地下党员的百分之一。

1949年7月11日夜,临夏旅兰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侯巨卿、申志钧、唐仲绳、杨松轩、牙克新、黎瑞亭、刘敬儒等七名地下党员被逮捕。同期,还以在长官公署开会为名,逮捕了国民党甘肃省保安第四团二营营长、临夏籍地下党员朱亮。这些人被逮捕后,先关押在稽查处监狱,并在这里进行审讯。7月23日夜,转移到兰州沙沟李家湾秘密监狱。这个监狱是始建于抗战初期,东北面依山,其中两面为土筑围墙,内有大小号子十三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沙沟监狱自1946年2月至1949年8月,共关押政治犯132名,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个时期,牙含章、肖焕章、马永祥等人率领武工队在临洮南乡活动,他们每天派地下党员到临洮城里去一次,借口买日用品打探消息。有一天,打探消息的人提前回来了,他说:临洮出了大事,昨天夜里从兰州来了两部美国十轮大卡车,拉来了一百多国民党军队,而且还带着一部无线电台,半夜就到了临洮城外,叫开了城门,直接开往黄玉堂的家,把黄家包围了,有的上了房,有的踢开了黄家的大门,一拥而进,把黄玉堂夫妇捆绑起来,进行了详细地搜查。但除了黄家的妻子儿女外,没有抓到任何人。于是,国民党军队就把黄玉堂吊起来,用皮鞭毒打,要他交出康明德(牙含章的化名)。说康明德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头,就住在黄家,非要他交出不可。黄玉堂被打昏过去好几次,但他是个硬骨头,他一口咬定不认识康明德。国民党军队看黄玉堂不招供,就在院子里生了一盆火,把铁铣烧红了,就烙黄玉堂的脊背、大腿和屁股。

在这种情况下,黄玉堂急中生智,就说:他知道康明德住的地方,可以领上他们去抓。国民党军队就放下了黄玉堂,让他穿好衣服,领他们去抓康明德。

原来临洮城内还有一个康明德,是个小商贩,家庭很困难。但黄玉堂不知道他家在那里,黄的一个朋友邱宝宝知道他的家。于是黄玉堂领着敌军找到了邱宝宝,由邱宝宝领他们去了康家。国民党军队就又包围了康明德的家,并冲进了康明德的家,恰好康明德不在家,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地说:到兰州去了。问:什么时候去的?住在什么地方?康明德的妻子就说是去一个亲戚家了,并说了这个亲戚家的具体街道、门牌号码。国民党军队立即向兰州发了电报。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兰州回电:康明德已经在兰州抓到了。国民党军队在临走时,将邱宝宝带到兰州辨认康明德,把黄玉堂放了。黄玉堂被释放后,逃出临洮城,不知躲藏到那里去了。邱宝宝被带到兰州以后,也放了回来。

牙含章和肖焕章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知道兰州的临夏支部遭到了破坏,可能是侯巨卿被捕后叛变了,供出了牙含章(化名康明德)和接头人黄玉堂。因为只有侯巨卿一个人知道黄玉堂是“康明德”的联系人,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此事。但这事还需要调查后才能证实。于是牙含章等就从临洮南乡一个黄玉堂的亲戚家里找到了黄玉堂。黄就把那一天发生的事详细讲了一次,并说:“幸亏临洮城里真的有一个康明德,不然我这次即使烧不死,也要拉到兰州活埋掉。”黄玉堂还估计敌人是一时上了他的当,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抓错了人,一定还要到临洮再来抓他,所以他不仅不能回去,还告诉妻子儿女,锁了门,到娘家避难去了。牙含章等认为他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真正的生死斗争还在后面。牙含章等临走时给黄留了一笔钱,让他安心养伤。

当时西安已经解放,解放军已经开始向甘肃挺进,兰州的形势十分紧急,敌人对去兰州的人盘查的非常严厉,稍有可疑就有被捕的危险。牙含章等考虑派一个年轻妇女,打扮成官僚富商的太太或小姐的模样,才不致引起敌人的怀疑,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样,他们就选择了女青年牛友兰去完成这个任务。牛友兰家住临洮,原是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学生,当时就入了党,毕业后在兰州护士学校当体育教员,因为当时兰州所有的学校都放了假,她就回到了临洮老家。

过了一段时间,牛友兰从兰州回来了,带来了十分震惊的消息。国民党在兰州进行大搜捕、大逮捕。据说逮捕的人超过两千人。侯巨卿也确已被捕,而且随后还逮捕了许多临夏人。这就证明了侯巨卿是在敌人严刑拷打下,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他不仅把临夏支部的全部党员都出卖了,甚至连他的领导人也出卖了,把他在临洮的接头人也出卖了。由于侯巨卿的叛变,使临夏的十五、六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

1949年7、8两个月,就屠杀了在这所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员47人。7月25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开始第一次大屠杀,他们将关押的共产党员押解出狱,秘密活埋于尕寺沟,其中临夏籍的有:侯巨卿、杨松轩、黎瑞亭、申志钧、牙克新、唐仲生绳六人。8月中旬某夜,将朱亮押到大沙坪用刺刀刺杀。

当时惨遭杀害的人除侯巨卿外,其他人简介如下:

杨松轩(1907——1949),汉族,临夏市人, 1921年从凤林学堂毕业后,就读于省立中学,后任国民军驻临部队赵席聘部政治处政训员。他原是中共导河特支的党员之一,特支被破坏后被捕入狱。1930年被保释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先后在兴华中学、临夏中学任教员。1947年到兰州一家被服厂当职工。在侯的介绍下重新入了党。他重新入党后,对党的工作非常积极,在兰州被服厂和雍新公司面粉厂临夏籍工人中发展党员四名。他被捕后,没有供出任何有害于党的言论。兰州解放前,敌人将他活埋于李家湾的秘密监狱。

唐仲绳,汉族,临夏县人,他是一个科学技术人员,曾当过临夏电报局的局长。1946年,因生活所迫,全家迁居兰州,以商为生。1948年结识侯巨卿,翌年在侯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忠于党的事业,积极为党工作。经常往返于西和、礼县一带,帮助黎瑞亭分发传单。他被捕后,很有骨气,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更没有讲任何不利于党的言论。兰州解放前夕,被敌人活埋于尕寺沟。

朱亮(1918——1949),字季规,男,汉族,和政县龙泉村人,他曾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后任陕西第七黄埔分校少尉教官。后任兰州西北训练团少尉教官,后来当上了保四团的少校营长。1948年在兰州经牙含章介绍加入了地下党。并且指示他,在军队中物色发展对象,以便把这个营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他接到入党的通知后非常高兴,说一定实践他的诺言。1949年6月,侯巨卿叛变后,将朱亮与共产党的关系给供了出来。敌人将朱亮逮捕后,残忍地挖去了两只眼睛,剁去了双手和右脚。他在残酷的刑罚下没有屈服,没有动摇,他还在秘密监狱的墙壁上刻下了绝命书:“英雄自古谁无死?死是人生的归宿,何必怕呢?”下面的署名是“季规”。特务们在无可奈何之下,挖去了他的双眼,剁去了右脚。但他始终坚贞不渝,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信念。

黎世祥(1910——1949),字瑞亨,也称“黎瑞亨”,汉族,和政县城关三谷村人,他从小就患了腿瘸的病,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黎瘸子”。他从小读过私塾,在和政县城开设一小店铺,兼代写信、写诉状为生计。他经常看报,也看一些进步书籍,对国际、国内形势比较敏感。他还看过邹韬奋写的苏联游记,认为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是他向往的社会。他对蒋介石主张“不抵抗主义”, 把东北三省白白送给日本的事,说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也常讲一些反对蒋介石、反对马步芳的话,因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准备要逮捕他。幸亏有一个朋友事先通了消息,他从和政逃到了兰州。他到兰州后,在七里河租了一间房子居住。因他小时候是牙含章的朋友,所以在兰州由牙含章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他入党后,以开一个小店为掩护,负责书写、刻印地下党的传单。1949年7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坚贞不屈。兰州解放前夕,敌人也将他活埋于兰州尕寺沟秘密监狱。

牙克新(1920——1949),男,汉族,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人,是牙含章的侄子。1945年王仲甲因甘南起义失败,避居和政,将女儿嫁给了牙克新。王仲甲有意对牙克新说:“我正是闯了大祸事的王仲甲,你怕不怕?”牙克新当即表示:“你走的路,正是我想走的路。”这样王仲甲就放心了。1949年初,他和牙英华为了逃避抓兵, 领着妻子王玉秀跑到了兰州,在偶然的机会下碰上了牙含章。后经牙含章介绍,他与牙英华都加入了地下党。入党后他们两人提出要去陕北学习,经研究,同意介绍牙英华去陕北学习,留下牙克新去寻找王仲甲。牙克新在岷县找到了王仲甲,传达了陇右党组织的指示,带来了王仲甲的回信,完成了王仲甲与岷县地下党接头的联络任务。他又接受了陇右地下党交给他的在难民中发展地下党员的任务。侯巨卿叛变后,1949年7月,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兰州解放前夕,也被活埋于尕寺沟秘密监狱,时年只有二十九岁。

申志钧,陕西渭南人,曾任国民党兰州警察五分局警长。因他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思想进步,由侯巨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徐懋学是出卖临夏旅兰支部的罪魁祸首

侯巨卿贪生怕死,叛变革命,出卖了临夏支部的全体党员,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最后,他被国民党活埋于尕寺沟,落了一个可耻的下场。这个事情的见证人,就是临洮城内的康明德。

1949年8月,临洮解放后,牙含章在临洮时,有一天一个人要求要见他,说他就是康明德。牙含章就与这个康明德见了面,并诉说了兰州被捕经过。

康明德,当时约四十来岁,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他说:他在六月份去兰州贩卖一点货物,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没想到忽然来了一帮国民党军队,把他抓走,说他是共产党,要他招供。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敌人就给上刑罚:抽鞭子、压杠子、砸光光、上烙铁,使他昏过去了好几次,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泼醒过来。他当时确实支持不住了,但又不敢诬认好人,因为诬认了就要活埋,与其诬认而死,还不如让他们打死,于是他就豁出去了。敌人见他始终不承认,就向他说:“侯巨卿已供出你了你能抵赖得过去吗?”他一听“侯巨卿”这个名字,觉得奇怪,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知道“康明德”这个名字的?于是,他让侯巨卿出来认一认,看是不是他说的那个康明德。敌人立即把侯巨卿带了上来,他看见侯巨卿已经没有了人样,鼻子、耳朵都已割掉了,双手也被砍掉了,满脸、满身都是血,吓得他浑身发抖。敌人把侯巨卿拉到他的跟前,要他仔细看认,并问:“这人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康明德?”侯巨卿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说:“你们抓错人了,他不是那个康明德。”从此,敌人再没有给他上刑罚,过了四、五天,就把他放了。但是他的货物都被没收了,现在本钱也没有了,叫他一家怎么活下去?说到这里就哭起来了。牙含章对他讲:“由于你顶替了我,救了黄玉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你。”又给了他五十块银圆,以作酬谢,他喜欢地走了。

从康明德的谈话中进一步肯定了侯巨卿的叛变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侯巨卿为什么会被捕?又是谁出卖了他?或是那个特务告的密?这个告密的特务又是谁?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搞清楚。一直到了1958年,牙含章从西藏调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时,有一天忽然从甘肃公安厅来了两个干部,说有要事和他联系,说的就是徐懋学的问题。

原来当时甘肃省公安厅集中了一批干部,整理伪档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兰州警备司令部的档案。参加整理档案的人中有一个干部叫杨仪,他正是杨松轩烈士的儿子。他在翻阅档案时发现了关于临夏支部被破坏的全部档案,其中就有侯巨卿的全部供词。供词中就有他父亲杨松轩的名字。由于这个档案涉及到他的父亲,就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了全部档案,才发现侯巨卿的被捕,是徐懋学向他的姐夫——兰州警备司令部司令赵珑告密而发生的。徐懋学才是临夏支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而赵珑为了掩人耳目,采用了“苦肉计”,在逮捕侯巨卿时,把徐懋学也同时逮捕了。这样,就使社会上误认为徐懋学也是受害者之一,谁也不会怀疑他就是告密者。然后,赵珑就利用徐懋学的父亲徐友生(赵珑的岳父)出面求情,将徐懋学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们这样作也是为了让徐懋学继续混入共产党内,长期潜伏下来。

据甘肃省公安厅的同志讲,解放后,徐懋学恢复了党的关系,重新混入党内。因为他原来在青海军马场工作过,所以甘肃省委中组织部就把徐懋学介绍到青海省去工作。青海省又把他仍调回到军马场工作,还提升为副场长。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甘肃省公安厅就把他从青海军马场抓到兰州,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六、王仲甲就义

 

王仲甲与肖焕章分离以后,就失去了联系。牙含章在兰州碰到牙克新以后,从牙克新跟前打听到王仲甲全家迁到岷县东面的西固县(舟曲)的一个农村隐居,他们之间还有来往。以后牙含章介绍牙克新加入了共产党,并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寻找他的岳父王仲甲。牙克新立刻动身出发,并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牙含章回到渭源后,向肖焕章等人告诉了这个情况,大家都很高兴,肖焕章肯定王仲甲一定会回到陇右地区,和肖焕章等一块干革命的。

到了约定时间,牙含章去兰州,找到了牙克新的住地。牙克新已经回来。他告诉牙含章,已经找到了王仲甲,还说:“我岳父听到我带去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简直一夜没有睡觉。岳父说,他早想和共产党挂钩,就是找不到门路,不知该怎样办才能找到?老肖找到了门路,这是给陇右数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他不但高兴而且还感到非常感激。他表示一定出来和老肖一起干革命,继续斗争,并且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就是他是出了名的人,认识他的人很多,如果公开到临洮或陇西来,就有可能被敌人认出来,那就是白送了性命。所以他觉得去临洮和陇西去的计划不好执行。他问我们岷县有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如果岷县有地下组织,那里离西固县比较近,认识他的人也比较少,他可以和岷县地下党发生关系。问这样行不行?”牙含章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同时也觉得王仲甲考虑的比较周到,提出的意见也有道理。

但是,当时陇右地下党在岷县的局面还没有打开,没有建立起地下党支部。牙含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从兰州派具有地下武装斗争经验的华振邦和石英华两人去岷县与王仲甲联系,担负接头任务。

华振邦是永登县人,当时四十多岁,曾在国民党甘肃师管区当过连长,他和当时的国民党岷县县长孙伯泉是旧军队中的同事,两人关系还不错。他去岷县以后,还可以通过孙伯泉在岷县县政府找一个公开的职务作掩护,一方面负责与王仲甲的接头工作,一方面还可以做孙伯泉的统战工作,争取在甘肃解放时,孙伯泉率领岷县自卫队起义,达到和平解放岷县的目的。牙含章找华振邦谈了这个任务以后,华振邦很爽快地答应了,至于对孙伯泉的工作,到岷县后看情况再说。他要求派一个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地下党员作他的助手,他们一同去完成这个任务,并推荐石英华作他的助手。石英华是临洮人,三十多岁,学生出身,参加过甘南起义,失败后逃到兰州,混进国民党的保四团,当一名下级军官,在兰州加入了地下党。牙含章同意了他的意见,又找石英华谈了话。石英华不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还认为党把这项光荣任务交给他和华振邦去办,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信任,感到非常高兴。在华、石两人动身去岷县前,牙含章给了华振邦一个在临洮城内开照相馆的统战朋友的地址,叫他们到岷县后,通过这个地址给牙含章写信,就可以收到。

华振邦和石英华去岷县不久,牙含章就接到了华振邦的一封来信,说事情办的很顺利,正好岷县县政府的兵役科科长出缺,孙伯泉立刻任命华振邦为岷县兵役科科长,把石英华安置为兵役科科员。

于是牙含章又去了兰州,找到了牙克新,让他再到他岳父王仲甲那里去,告诉他,我们在岷县已经作好了和他接头的准备工作,让他到岷县兵役科找华振邦,就可以和共产党接上关系。

不到半个月,牙含章接到华振邦的来信,说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要与牙含章见面,要牙去一次岷县。牙含章和肖焕章商量后,决定由牙含章去岷县与王仲甲接头。

牙含章就搭了一部军车,给了司机三块大洋,从临洮去了岷县。当军车开到岷县后,过叠藏河大桥准备进城时,牙含章从车上发现叠藏河的河滩里有二、三百人在围观什么,因车在桥上没有停留,他没有看清楚是什么。牙含章下车后,看到县城里气氛很紧张,街道上荷枪实弹的军人很多。于是牙含章先去找他1946年初次到岷县时接头的那个张汉良老汉。张老汉一见他后,很吃惊地问:“干什么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岷县来?”牙含章问:“出了什么事?”张老汉对着牙的耳朵说:“有人向国民党报告说:王仲甲到了岷县,住在离这里二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今天早上,驻防岷县的保二团三百人包围了那个村子,把王仲甲没有抓住,他逃走了。但和王仲甲住在一起的一个小伙子被逮捕了。因为他身受重伤,抬到河边就死了。现在死尸就放在河滩里,人们都去看是什么人。”牙含章这才明白,那二三百人围观的就是那个被打死的王仲甲的同伴。牙含章紧接着问:“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张老汉说:“据说是岷县兵役科的一个姓石的科员,还没有查清楚呢。”这时候,牙含章断定石英华已经牺牲了。

牙含章从张老汉处出来后,不敢去找华振邦,就找到了一个在兰州师范学院上学的学生孙甲丁,因为兰州的各大学已提前放假,他们都回家来了。孙甲丁招待他吃了晚饭,并建议把西北师范学院的几个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找来,和牙含章见面,给他们讲一下全国形势。这天晚上,他们开了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会。牙含章给他们讲了全国形势,也讲了党的各项政策,学生们也问了一些有关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最后牙含章宣布在座的几个地下党员组织成一个岷县支部,指定孙甲丁为支部书记,要他们做好迎接解放岷县的准备工作。从此,岷县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第二天一大早,牙含章离开孙甲丁的住所,去寻找华振邦。牙含章找到华振邦的住所,轻轻走到门前把他叫醒,华慌忙开门让他进去。进门后,牙含章就问了情况。华振邦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也不清楚。老王派人来找我,我就一面派石英华去和他接头,一面给你发了一封信,希望你来和老王见面。谁知有特务向国民党告密,保二团连夜出动,昨天拂晓前包围了老王和石英华的住地。听说老王突围走脱了,石英华中弹牺牲了。我和孙县长关系还不错,目前还没有怀疑到我的身上。不过你应该马上离开为好,你多留一会儿,就多增加一份危险。”牙又问“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告密的?”华说:“一点线索也不知道。”说罢让牙含章立刻离开县城。

牙含章离开县城后,仍然搭了一部军车到会川,然后从会川转到渭源。向陇右工委汇报了出事的情况,大家为石英华的牺牲而感到悲痛,同时也为王仲甲突围后是否安全脱险而担心。

过了不多几天,群众中传开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王仲甲在岷县被国民党抓住了,已经押解到兰州去了。又过了几天,兰州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宣布:“匪首王仲甲以在岷县捕获”。同时还发表了一篇一个记者在兰州监狱中访问王仲甲的“访问记”。为了查实情况,牙含章和肖焕章从临洮挑选了两个精干的年轻农民党员,派他们到岷县详细调查一下保二团是怎样发现王仲甲到岷县来的?是什么人告的密?还有石英华牺牲后,华振邦在岷县的情况如何?有无被捕的消息?

过了七、八天,这两个地下党员从岷县回到了临洮。他们经过调查,证实了王仲甲被捕的确实消息。原来,王仲甲突围后,一口气跑了五、六十里路,已经脱离了险情。保二团在他突围时,曾追了十几里路。当时正是夏天,田里的庄稼很高,树叶也很密,遮住了追兵的视线,看不到王仲甲跑到那里去了,于是就把受伤的石英华抬了回来,快到岷县时,石英华死了。敌人剥光了他的衣服,陈尸河滩,进行“示众”。

保二团在抓住石英华的同时,还抓到了一个叫“杨排长”的人,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还搞不清楚。王仲甲突围时,一颗子弹从头皮飞过,划破了头皮,受了一点轻伤。他突围后,带着高龙林(岷县南川巴仁村人)和一个姓马的回民青年(临夏人),前往岷县梁恭乡斜崖村他原先认识的一个叫杨龙祥的农民家里。并打发高龙林和姓马的回族青年隐藏在杨龙祥家背后山上的林木中警戒。

杨龙祥是一坏人,他在王仲甲还没有到来前,已经把王仲甲带的一个伙伴李巴子暗杀了,夺取了李巴子带的长短枪各一支,白洋八十元,并准备等待王仲甲来时加以暗杀。这次当王仲甲到他家时,他假装殷勤,一面让王仲甲上炕上喝茶,一面指使刘生贵和马成庆两个人暗藏在隔壁外屋,乘王仲甲不备之机,猛扑上去,刘生贵向王仲甲开了一枪,未打中,子弹从腹部擦过;马成庆接着又在王仲甲大腿上砍了一斧头,接着又连砍三斧头,致使王仲甲失去了反抗能力。他们就把王仲甲捆绑起来,杨龙祥又叫他的侄子跑到岷县梁恭乡公所报告。隐藏在山林中的高龙林和姓马的回族青年听到枪声后,知道出事了,就撤走了。

岷县梁恭乡乡长傅建廷得到报告后,即派乡干事唐世忠带领四名自卫队和十几名民夫赶到斜崖村,用担架把王仲甲抬到梁恭乡。梁恭乡当时归宕昌区管辖,宕昌区区长刘震连夜从宕昌调来自卫队二十名,用有辆卡车将王仲甲送到岷县。当夜,岷县专员派了几十名士兵,用一辆棚了蓬布的卡车,将王仲甲送到了兰州,交给了兰州警备司令部的赵珑。赵珑又把王仲甲交给了军统特务傅子赉,由他负责审讯。傅子赉原来是甘肃平凉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当时就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这时调回兰州,主持兰州市的军统特务工作,专门负责逮捕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王仲甲被押到兰州以后,军统特务们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的名单。王仲甲一句话也没有说。由于他没有任何口供,所以华振邦始终没有暴露,仍在岷县县政府当兵役科长。

兰州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头子傅子赉押着王仲甲逃到了武威县。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河西走廊挺进,傅子赉还准备向新疆逃跑,在他临逃之前的1949年9月5日,将王仲甲杀害于武威西门外,王仲甲牺牲时,年仅四十二岁。

但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司令官陶峙岳和包尔汉的起义,堵住了傅子赉西逃新疆的路,接着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河西走廊,傅子赉走投无路,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并押回兰州审讯。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兰州市人民政府将傅子赉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这时候,王仲甲的女儿、牙克新烈士的妻子王玉秀正在兰州,她听到傅子赉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后,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把处死傅子赉的任务交给她来执行,为她的父亲报仇。组织上批准了她的要求。在执行枪决这一天,这个年龄只有二十多岁的妇女,眼里闪烁着复仇的烈火,端起了步枪,一弹击毙了傅子赉,为她的父亲报了仇。

与此同时,岷县人民政法机关也逮捕了国民党梁恭乡乡长傅建廷和他的五个“狗腿子”。岷县人民政法机关将他们判处了死刑,并立即执行,使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马俊华

责任编辑:马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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