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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历史上的三次繁荣(三)

2017-11-21 来源:临夏回族自治州史话  记者:  点击数:

明代“繁华称首”——河州历史上的第三次辉煌

元末时,由于改朝换代的战乱,河州地区人口大量流亡,社会经济衰竭。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大将邓愈攻克河州,明廷遂派韦正任镇守官。韦正初入河州,看到的是“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之”的局面(《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当时,元代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和吐蕃头人何锁南拥兵犹众。蒙藏上层及大批故员在剿、抚并用下降服,韦正迅速安定了河州局势,对开拓开发这一地区提供了先决条件。

河州卫建立后,韦正被任命为指挥使,即着手整顿社会治安,招抚流亡,恢复社会生产。韦正上书朝廷:“常言民间转输甚劳,而茶布可以易粟,以茶布给军士,令自相贸易,庶省军民之劳。”诏从之。于是韦正及后来的指挥使,开屯田,兴水利,建番厂,通驿站,修城池,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正日夜抚循军民,河州遂为乐土”(《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说明河州地区的经济已达到新的繁荣。正如明朝嘉靖年间修的《河州志》记载:河州具有“秦陇以西,繁华称首”的美誉(明嘉靖本《河州志》卷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屯田 明代河州地区的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明初,由于战乱,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经济凋敝贫困。韦正立即着手建卫所,开屯田。河州的屯田组织是卫所、屯寨,卫下设所,所下设寨,共有7个所(包括贵德的中左所)。韦正让驻军自己耕种土地,收获粮食,解决军需。在和平时期,军队垦屯,就地筹食,从而减轻了百姓负担。朱元璋诏令:“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运”(《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河州守军9888名,依以上守屯比例,屯田军士当在7000人左右,屯种的土地345273亩,人均50亩。嘉靖时,河州居民90845人,耕种的土地355884亩,人均近4亩。军、民耕地总亩数相近,而军与民人均耕地亩数相差悬殊,表明河州卫军屯在河州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军屯不仅“纾民力,足兵食”,而且“兵农兼务,国用以舒”。同时,开垦荒闲地,开发河州经济,维持了社会治安,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互相贸易,互通有无,整体上促进了河州的繁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记载:庄浪、河州、洮州、凉州、临洮等卫,原为荒凉贫瘠的边地,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时都变成了米多价贱的富裕地区了。

贸易 河州地区的贸易,除军民直接贸易外,还通过集市进行贸易。据明嘉靖本《河州志》记载:河州设有大市、中市,交易粮食、牲畜、山货等,三日一集。设立商人居住的“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还设立有专供少数民族贸易所建的“番厂”。河州是地处中原与藏区贸易的枢纽之区,茶马贸易上规模、上档次,制度化、系列化,设有专理茶马贸易的茶马司,每年少者几千匹,多者上万匹,以茶换马。《河州志》记载:“万马腾骧,殆成云锦”,“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明经世文编》卷十一)。“番人嗜乳酪,不得则困以病”。明朝用茶易马,既可“固番人心”,又可“强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好处。

水利 据史书记载,明时河州地区灾害有洪、雹、震、旱等,其中严重的旱灾有5次,“人相食”现象发生3次。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黄河水竭,自贵德至河州莲花寨,凡27日。大夏河水浑黑,至四月二十四日(清康熙《河州志》)。显然,干旱是制约河州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为了解决干旱问题,明王朝河州官员将兴修水利当成一件急切的大事来抓。河州地区有黄、湟、洮、大夏、广通等30条河流,沿河地区都引水灌地。较大的水利工程是从老鸦山口至九眼泉的渠道,长150里,守备都指挥康永设坝,组织修凿疏通。“田间水道,周流不息”,百姓“轮流浇灌”,“民咸利焉”。以后,年久失修,渠道不畅。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参将张翼同知州聂守中再次维修,“开渠疏通,上下百十里,人民遇旱浇灌,甚有济焉”(明嘉靖《河州志》卷一),两岸共植树2000株。

众多的河流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明代利用河州水力资源修水磨,“州卫共一千八百有奇”(明嘉靖《河州志》卷一)。明代河州举人王经专门写赋盛赞水磨说:“予宦迹经由之地,北临隆庆,东历漳水,渭源东畔,泾水上游,俱有水磨运于中流,予验其气数之盛,制作之优,未有过河州也。”明兵部尚书王竑赋诗曰:“磨枕西溪巧制裁,两围巨石自移推。半由曲艺机关转,多是长河水力催。渠底时时旋地轴,些小规模似相才。”(清康熙本《河州志》)明代都御史杨一清也有“磨引溪流水自推”的诗句。水磨不仅便利了人民生活,也成为当时政府的一项稳定收入,同时带动了城乡手工业的发展,是河州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河州的手工业在河州杂造局中可见一斑,每年可制甲260副,弓弦300条,弓200张,撒袋200副,刀300把,斩马刀40把,长牌40面,涌珠炮50门,快枪359杆。为驻军生产军械,规模可观。

交通 河州是汉藏交通的要冲,又是西北边防的重镇。明朝政府非常重视西北交通建设,设驿站,建烽墩,架桥梁,置船渡。元代河州境内就有三岔、讨来、边多、保安、清水、长宁、银川7驿,明朝继续使用和加强建设,每站配置马8匹,军5名(明嘉靖本《河州志》卷一)。此外,还添置凤林驿、和政驿、定羌驿,凤林递运所、和政递运所、定羌递运所。在以河州为中心的各条大道上,商旅塞途,贡使不断。为了保证交通的畅达,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河州设有崔家塬、乾沟岩、小黑水山、张家寨等21个烽墩。在有河的地方立桥设船,明代有大夏桥、右丞桥、折桥、泄湖桥、永济桥、南门桥、宁河桥、银川桥。还有几处重要渡口设有官船,水夫、官兵管理。这一系列的交通设施,促使交通繁荣,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

城市建设 明代对河州城市建设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元代,河州城紧靠北塬。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指挥使徐景截元城之半,向南拓展一里,城池扩大一倍多。洪武十四年(1381年),将破旧城楼重新维修,重点维修了南门城楼,“檐阁恽飞,栋宇云集”。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修了河州卫儒学。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知州周宇修了州治。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守备蒋昂重修城楼,“高其雉堞,深其湟池”。同年,州判孟勋重修了河州仓廒。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重修了河州茶马司。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重修了河州鼓楼。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修建了河州名胜枹罕园。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取正州前街道,迁移局厂、居民,偏则正之,歪则直之,塞则通之,“巷道洞开,体面轩豁,昔日之侧陋,一旦厘正矣”,街道东西头建坊两座,添设了许多城市建筑物。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重修了庙学。嘉靖四十年(1561年),重修了河州治所,还修了公宇、监狱、仓库、阴阳医学、马厂、榜房、公署、公厕、亭堂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修河州仓、大夏河堤。此外,还修了不少佛寺道观,如通明阁、城隍庙、圆觉洞、救度洞、栖真洞等。明代城市改造达到空前程度,政治稳定,人民安居,经济发展。经过两个世纪的改造,河州城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当时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河州辉煌的标志,表明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责任编辑:马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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