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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总统的《河州日记》

2017-12-04 来源:临夏文联  记者: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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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曼纳海姆   译者马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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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1867.6.4——1951.1.28),芬兰独立运动民族英雄,瑞典化的荷兰人后裔,芬兰元帅,芬兰共和国总统。       

1906一1908年根据沙俄总参谋部的指示,他来到中国,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一带以及东北、内蒙古从事军事地理情报考察活动。       1942年晋升为芬兰元帅。       

1944年8月当选为芬兰共和国总统。     

1951年1月28日,曼纳海姆病逝于瑞士洛桑,葬于赫尔辛基希埃塔尼埃米公墓。     

1908年3月18日  唐汪川村  

晚上开始下起小雪,并持续下到天亮,直到中午为止。当我们早晨出发的时候,山野景色又变成一派冬季的气象万千的样子,慢悠悠下落的雪花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周围的高山。我们继续沿着同一条山沟往前行,现在是往正南方向。离村子约1/3英里的地方,高度最低的几条山嘴汇合到了一起。我们重新沿着一条狭窄的沟壑走了差不多2/3英里路,然后开始向上爬坡。在南面,山沟的两面山体互相合拢到了一起。往上爬了一段不长的陡坡路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处坡顶。这里比东面的山稍微低一些。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比箭山子的山顶高150米。令人遗憾的是,纷飞的雪花又一次妨碍了我们去一览四周迷宫样的群山。在我们右边,展现了两条又窄又深的山沟,向西张开了他们的怀抱。道路擦过这两条山沟的顶端,拐了个急转弯,然后沿着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往下进入了第三条山沟,这条山沟的走向也是朝西。沟底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河道,上面有一座坚固的石桥。过了石桥,道路绕过另一座西山山嘴的山脚,然后在这里它又过了另一个山沟。这个沟底也有河床,河上也有一座桥。过了这座桥,南面地势就开始上升,一直升到一座相当高大的山嘴边。绕过了这个山嘴后,才开始了最后的下坡路,下坡的路程很长,但不那么陡了。在这段路程中我们路过了一个名叫何家山的村子,那里有十来栋房屋。在村子东面约1/2英里远的地方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较大的村子。山里经常看到岩壁,地面上开始出现碎石和砾石。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了一条有10英寻宽的、干涸的、到处是石子的河道边,这是洮河的一条支流,中国人称之为南坪河(Nanping ho)。南坪河受两边山壁的限制,河道很窄。我们沿着南坪河的河道向西南走了约两英里路程,然后离开南坪河河道,转向地势较高的左岸。这里有一个村子,叫南坪村,村里有三十来栋房屋,一两家店铺。村子的耕地向西南方向扩展。现在人们正在进行春耕工作。畜力用得更多的是马而不是牛。据说有十来户人家没有耕畜,他们不得不向别人家租用。 约2/3英里宽的农耕带,在离村子2英里的地方中断了,前面是重重相迭的山岭,中间有一条沟壑和一条干涸的河道。我们就是沿着这条河道走过来的,它把我们带到了洮河宽阔的河谷中。在道路延伸到洮河河谷的地方,我们经过了一个村子,叫王家村,有5栋房屋。我们骑马在河岸上逆流而行,走了2/3英里路后,来到高山脚下的一个渡口。

骑马走向渡口的下坡路很陡。渡船籍着扯定在两岸的一根绳索横越200-250英寻宽的的洮河。河对岸地势平坦,耕作得很好的农田和树林带宽达1/3英里。一条林荫路引导我们走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名叫唐汪川的村子。这个村子看上去像一座小城池,因为它四周有高墙环绕。听说村子里有400户人家。种植小麦、大麦、大豆、青稞、糜子、谷子以及少量豌豆、罂粟和水果。平均产量是所播种子的5倍。全年没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但有强西南风。从中国农历十一月到来年三月下雪,但很少,在地上形不成积雪。四、五月间下雨。---- 一天的行程根据我的地图是12-13英里,但估计有16英里,因为许多弯路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 

1908年3月19日   锁南坝村

早晨我们出发时,天气特别好,简直就像是春暖时节。从村子的西南边起,我们就开始向上爬一个很陡、很累人的上坡路,此路直通一条山脉的顶端,这条山脉从南面挡住了人们眺望洮河河谷的视线。不算无数的弯道,我们一口气向上爬了约3英里的路程。除了一、两小段路以外,整个上坡路都十分陡峭,。头一、两英里路程,地势就上升了约600米。几乎整个期间,道路都是沿着一条一、两俄尺宽的壁架下的台地走,再加上夜里下过雨,地面黄土跟粘土一样泥泞,简直无法行走,就像爬神话故事中闻名的玻璃山那样。在山顶上,视野跟在箭山子顶上看到的十分相似,但更加宽阔得多,而且也美丽的多,因为山脚下就是洮河河谷,看上去田地管理良好,村子里人烟密集、炊烟袅袅,村子外果树遍野,到处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洮河宽宽的浅棕色水带在河谷中蜿蜒曲折地向前流淌。洮河的另一边则是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山,有的高,有的低,许多相互间有深沟相间的黄色山梁朝各个方向奔驰而去。朝东望去,景色依然,虽然远处有美丽的皑皑雪峰(马衔山,译者注)点缀其后,但景色依旧。脚下的道路沿着我们爬上来的山梁或山嵴向西南而行,时不时地绕过某个山峰。道路两边都是深谷,有时候山梁的几条坡急剧地向沟底倾斜下去,有时候则以无数小台阶的形式逐级下降进入谷底。过了这个山谷,前面依然是彼此相似的黄土山梁,有时会偶然突兀地从山梁间崛起一座山峰,耸入天空。山顶上常常长有一棵树---而且经常是大片区域中孤零零的一棵树。到处都是山壁陡峭的沟壑,或者是台阶式下降的山谷。灰黄色的山地景色让人感到难以言表的荒凉和单调。你可以想象你是骑马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山岗上。然而过不久,时不时地会有一个小村落映入眼帘,这样的小村落要么出现在山谷底部,要么在半山坡的台地上,或者在高高的山顶上。由于这些房子和围墙是用同样的黄土建造的,你几乎无法从色调上将它们与周围环境一下子区分开来,特别是在这些村落里大多数没有种一棵树作为标记的情况下,就更难以识别了。不过,当我们越往前走,村子的数目就越有增加,而这整片不受人待见的荒漠,在近距离上观察时,实上是充满了生机。山坡上的大多数台地都已被开垦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当春天来临,或者夏天初始,所有的农田都披上绿装的时候,景色将变得十分迷人。我们看到有的山头上装饰着一座麻扎式的建筑物(陵墓)或一些墓地,里面插了一些上面拴了各色布条的杆子。放眼道路前方,不少村子种了树木,绿油油的,很令人赏心悦目。

当你在黄土大山中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你对环境的要求也就相对降低了。村子里的房子都很小,大部分建在一块块狭长的台地上。这样的村子往往是沿着山坡台地逐级往上抬升。大部分的村民们都是在陡峭的黄土坡上简单地挖一个窑洞,然后在窑门口周围圈一块地,用黄土筑一道保护性的土墙,围成一个小的封闭性的小院子。在今日一天的行程中,我们路过了不少于7个这样的村子。都是小村子。最大的一个村子叫大湾头(Tavanthu),有40户人家,分散成几个群落。除此之外,我们一路上也看到了道路两边的其他一些村子,许多道路或者山间小道纵横交错,把这些村子互相连在一起。

这一带的居民是单一的东干人(Dungans)(应为东乡人,Dungans是西方人对中国回族的一种旧称,翻译成东干族,清末逃亡到中亚地区的来自中国陕甘宁地区的回族就叫东干族。译者注),他们头戴一种黑色或白色的无沿圆顶小帽。黑的叫六牙帽,周边有六个稍微外凸的边角,白的叫白号帽,都属于单薄的圆顶小帽,易于识别。妇女们像汉族女人一样裹着小脚,但她们的头发是从左往右梳的,半个前额被一大束刘海遮盖着,头上包着一大块白布。除此之外,男女的装束都跟普通汉族的服装一样。无论老幼,都长一付蒙古人的单眼皮。头发黑色,眼珠要么是黑色,要么是非常深的颜色。他们看上去脾气很好。尤其是老年人,对外国人表现得很友好。

这一天的行程中,道路情况和沿途景色变化不大。骑马走了16英里(根据我的地图是大约是13-14英里)后。我们来到了索南坝村。村里有100来户人家,其中只有14户是汉人。据说牲畜数量多达约200头驴和骡子, 300多只山羊与绵羊。马和牛很少。总的看起来这里的人们很贫穷。听说在大湾头村,一半以上的人口根本没有任何耕牛,在陈沟湾(Ching-ho)和索南坝村半数村民生活穷困潦倒。这里种植小麦、大麦、青稞、大豆、糜子、土豆和少量果树,产量以前是所播种子的7倍,最近几年下降到4倍。---土地非常贫瘠,必须经常倒茬轮作。听说这里不刮西伯利亚寒流带来的冷风,但常刮西风,但东风也很普遍。从中国农历九月到来年三月下雪,地面积雪可以保持到新年。四月至九月期间下雨,但雨量很少。在一个小营盘里驻扎着一哨(Shao) 河州守备队的马队(40名骑兵)。马队指挥官是马游击(juti),他与他的全队士兵都是回民。

1908年3月20日   河州城(今临夏)

今天路途情况还和昨天的一样,只是山谷不那么又陡又直,村子里、山头上到处可见树木。从唐汪川上山后,我们一直看到的那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太子山,译者注),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离雪山近了,而是因为我们与雪山之间再也没有高山能够阻挡我们的视线。路途中的土壤颜色开始呈现赭红色,而且越往前行,这种红色就越发浓,特别是在地层发生断裂的低洼地方,山野景观也因这种赭红色的点缀而显得多姿多彩。山丘边、路途旁以及未开垦的台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去年草木枯黄后留下的一撮撮一撮撮的草茇子。据当地人讲,一到夏天,大部分山坡都会全返青的。但我心里想,恐怕只有河州附近的山坡才会如此,其它山地未必长草。东北方远处就看不到任何长草的迹象。

骑马行程约6英里路后,我们到了有17户人家柳树湾村(Liushivan)。村里2/3的人口是汉族,1/3的人口是回族、东乡族。过柳树湾1-2英里路后,坡道急转直下,只不过没有唐汪川那里的坡路那么陡罢了。山脚下是宽阔的大夏河(Takiasa ho)河谷。往南几英里处,似乎有一座黄土山(南龙山,译者注)把河谷分割成两条支流。就在河谷分叉的地方,河州城的黑魆魆的城池轮廓依稀可见。大夏河在我们所在的山脚下从容不迫地拐了个弧形大湾,在弯度接近30°时,又在148°方向消失。河州城的东、南和西南三方都有高山雪岭环绕。高山往东去,渐行渐低,看上去似乎在40°转角的方向消失在天际。山的名称,东面的叫太子山(Teidz shan),西南方向、远一点的叫鸡冠山或鸡窝山(Tivo shan)(查当代临夏地图,从东塬可见的太子山,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的山峰有三座:从左往右依次是乃旺冈4,304米;母太子山4,332米;公太子山4,612米;不见有称为鸡窝山Tivo shan的)。在137°转角方向,还另有一座高高耸起的雪峰,其走向看来是自东南往西北。从远处看上去朦胧不清,十分模糊。河谷另一边,是一个很大而又相当陡峭的黄土陡坡。路两边山丘之间的土地都已全部开垦,目光所及处,但见阡陌纵横,田地管理良好、细致,清理干净的农田一望无际。在下面的河谷里,至少可以看到二十来个小村庄。我们急冲冲地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越过了两条自东南方向流过来的小河。河水呈铁锈色,这是因为浸透了红土颗粒的缘故。然后我们来到大夏河边,并通过一座躬状的弧形木桥(此木桥旧称折桥,是从河州到东乡县的要道,译者注)过了河。我们骑马又继续走了数英里,穿越了一片春耕正忙的平川地带后。不觉已进入了显得支离破碎的河州城垣之内了。今天一天的行程估计有14-15英里。

1908年3月21日   河州城

河州的汉城构筑,从北到南约2/3英里,从东到西半英里。它位于离大夏河北岸缓坡约2/3英里的地方,以河谷北面的坡根为界。古老坍塌的城墙是砖砌的,高约6英寻(1英寻=1.8米,译者注),上面构筑了许多防卫用的敌楼(城堡的突出部分),城门前面都有通常的类似瓮城之类的防御工程。河州城只有3个城门,分别朝向西面、南面和东面。城墙之内房舍不多,既看不到古老的寺庙,也看不到什么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只有一条短短的主要街道看上去还不失为熙来攘往,但就是这条街道,两旁的铺面也都不大,外观也不怎么样,陈设简单,货物门类不多。南城墙墙外和西南角城墙外,环绕着回民聚居的郊区。这里更富有生活气息。城外有一条从大夏河引水近城的河流,(叫红水河,汛期它也接纳来自河州西北方向山区的洪水),具有相当的宽度。只需走过红水河上的一座木桥,就到了回民聚居的郊区。两座方盒子形状的亭台,一半悬空在棕色河水之上。这是两家餐馆,散发着一股子难闻的气味(昔日人称为西乐骄、东乐轿的两家餐馆,当年很有名。译者注)。集市街上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商品就摆在桌子上、盘子里,或者就摆放在笸箩里,或者干脆就摆在摊在地上的一块粗布上。将四根木棍插在长撑杆顶上4个孔里的四方形白布凉棚多如树林,几乎挡住了骑马人的路,因为这些四方形白布凉棚的撑杆都是斜插在挖在地上的洞、孔里的。不过马到处总有人过来,自动把凉棚撑杆往高里抬一抬,给马让出道来,而无需别人开口要求他们这样做。我注意到街上汉人的人数大体上与戴黑、白号帽的回民一样多。偶尔也可见穿着黑袈裟、红袈裟的喇嘛教僧人在人群中走动。

南郊回族居住区中心有一座不起眼的宅邸,这是当地大名鼎鼎、举足轻重的统领马安良(Ma-Ga-lian)的府第。他领有一个汉人将军的头衔,这是他在著名拳师董福祥(Tungfu-sien)的麾下在战场上凭军功得来的。在平定上次回民起义中,他以严酷和精力过人而赢得了相当的声望。他本人出身回族,所以清政府命他率部驻扎此地,借以防范他的同胞中可能再度发生的起义和骚乱。在他的同胞中,一提起马安良,人们往往把他和恐怖联系在一起。大人给孩子们灌输恐怖、吓唬和反感时,常用他的名字作为化身。我到他家去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无可否认的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有人说他明天一大早他就要离开河州到乡下去,于是我在早上七点半就派人把我的名帖给他送过去了。刚一见面时,我还没没反应过来,这个迎着我走来的、长相年轻、步履轻快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年过60岁的老军人,他就是人们在兰州告诉过我的马安良。他满头无一丝灰白头发,但走近细看,才见到脸上有许多皱纹,说明他早就年华已过。一角悬吊在左耳后的中国军人的黑色缠头布下展现出的轮廓分明的脸部特征,使他显得仪表堂堂,看上去很英俊。他有一个奇特的直视看人的习惯,似乎要一眼看穿来客内心秘密。有时候他又会陷入一种梦幻般的状态,好看的深色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的神情,当有人把他从沉思中唤起时,他又充满好感似地报人以一丝淡淡的微笑,好像是在对自己的一时走神表示歉意。他神态中的有些东西大大不同于其他中国人,用诸如“uo men chunguoren”(我们中国人)这种近乎刺耳的字眼表示他们自豪时的神情。我原本也以为他会说出“我们土耳其人”、“我们阿拉伯人这样的话来的”。是什么理念使他持之以恒地具有与别人不同的思想动机呢?他似乎是一个智勇兼备的男子汉。他似乎比别的只知道服从长官的钦派监军更适合统带他的招安后的回军(史称“西军”)。很奇怪,清政府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这样一帮人来统带招安后的最难管理的这一部分叛军。统领以浓厚的兴趣验看了我的步枪,他也给我展示了几支他自己的步枪。我只瞅了一眼这些步枪的保养状况,就相信我今天遇到了爱枪如命的“好家”:他的枪保养得非常仔细,一尘不染。他带点苦笑地说:“欧洲人只卖给我们那些在他们国内被认为是在质量、性能方面不怎么样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与马安良的相识仅限于这一次拜访。如果对他能进一步作些了解,一定很有意思。

有人告诉我,在上次的回民起义期间,河州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汉族居住的城内无古老遗迹可言,而回民聚居的城外也处处可见许多住宅废墟。我参观了两座古老的清真寺,从外表看,可能已有两百年历史了。这两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从建筑学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在新疆库车(Qulja)看到的许多古老清真寺相似。河州是个中式建筑相对集中的地方,每座寺都有围墙环绕。这座清真寺属于中式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进了外院,在入口的右边有一座造型古雅的两层木结构建筑。从外表看,很难判断这个清真寺的建筑物究竟是中式的,还是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大殿内部没有什么陈设,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从屋顶垂下来一些纸质灯笼,墙壁上画有一些阿拉伯风格的装饰画或者突厥语文字(应为阿拉伯文的,译者注)的美术字体的条幅,有横的,也有竖的。靠近门口的地方竖立着一个巨大的木制鎏金牌匾,版面内容是一幅巨大的镀金字画,使人一进门就能看到中国皇帝的大号汉字写就的署名。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老百姓每天数次到清真寺来,也是在为皇帝祈福。这种经常性的紧箍咒的存在,对回民来说不可能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在另一个我参观过的清真寺里,我遇见了教长和十来个老年人。礼拜时间快到时,他们穿上了白色的长袍,头上缠上了他们称之为“塔司达热”的白色头巾,这使他们的样子显得有些古怪,看上去像是新疆南疆的萨尔塔人或俄属突厥斯坦的萨尔塔人。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萨尔塔人。我还奇怪,从哪里跑来了这么多萨尔塔人?但当我发现他们也穿着其他的中式服装时,我才明白弄错了。几乎所有孩子和年轻人都长着一付或半付双眼皮眼帘。

我也去访问了两名老满拉的家庭,并受到了很友好的接待。依我之见,回族人信赖欧洲人的态度,对欧洲人的友好程度,都远甚于中国人。据说上次战乱中,只要屋子里装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就可使这户人家(指汉族而言,译者注。)不受乱军袭扰。谨小慎微,外加恐惧强势和权力,这是亚洲人的特点。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或者换一个更得力的翻译,那么情况就会大有不同,我就可以让这些老人讲一些更多的关于上次回民起义的政治方面的情况和细节。现在我只能满足于他们脸部的表情含义和闪烁其词的回答。不言而语,至少在老一辈人的心里蕴含着莫大的仇恨。清朝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不管怎么说,清政府已经考虑到了居民中的回族成分,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实:后者受到了善待,并愿意任命回族中的头领人物担任回族人口众多区域的驻军指挥官。马安良指挥几个旗的马队,士兵都是从回民中招募的。除了上面交代的军事指挥的职务外,马安良还有一项安抚民众的任务,就是说要他把民众置于他的监控之下。虽然如此,他并不审理民事诉讼,而且在河州除了他指挥的部队外,河州还有镇台,归镇台管辖的有好几支守备队,特别是旗兵(tchyping),驻扎在所有次等重要的地方。西宁另有一个马将军,位居镇台要职,甘州有一个马提督,也是回族,是甘肃北部的驻军司令。

满拉们认为回族起源于突厥人,是应唐朝皇帝之请,从土耳其移民过来的。在他们的历史记载中他们并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样的情节描述,但它与一本《唐王…》的书有关。像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他们也到麦加朝觐,而一个朝过觐的哈吉,在他的同族群体中受到高度的尊敬。教条和教律是用土耳其文(应为阿拉伯文,显系作者误记。译者注)写的。在河州我遇到了两个土耳其商人。他们能讲各种语言的一些字、词、句,但是当我讲汉语、吉尔吉斯语、俄语或者英语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为了做生意,他们不得不聘请一个满拉作他们的翻译。

河州镇台,一位友好的68岁老人,四川人(指当时的河州镇台罗安平。罗安平,四川渠县人,早年随左宗棠远征新疆,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平定哈密之乱。光绪二十四年任西宁总兵,后调任延绥镇总兵。光绪二十七年任甘肃河州总兵。译者注),待人友好。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中国老兵一样,他也饱受战争的创伤,全身都是伤疤。上次回民起义时,一颗步枪子弹打进了他眼睛上方的太阳穴,然后又从脸颊另一面的下颚穿出。这许多战争伤痕说明,中国的职业军人,不光能打仗,而且十分英勇。镇台给我看了几支保养得很差的老式步枪,其中有一支是由一名河州枪械师仿造的毛瑟枪。当然这种枪有何实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了。老镇台的看法是,从欧洲买军火、买机器是没有用的,徒费银两,因为在中国修理工作老是跟不上,没法维修保养,很快就成了无用之物了。

马安良说他不知道河州地区究竟有多少回民,也不知道这里的回民多还是西宁的回民多。农业人口,他估计至少有60,000家。地区官员告诉我,全部人口约300,000人,其中50%是汉人。在兰州期间,我的一个雇员得到的关于河州的信息展示如下,虽然我认为它们有夸大之嫌;而且我认为钱粮数目彼此之间也不合比例。河州地区据说划分为以下17个旗(区),目的是便于收税,每个旗由一个乡约管辖,乡约下面又有许多村官管理各村。

   市郊以外   户数        年粮食产量      牛      马       驴       骡

西  河州旗     22,000家    210,000担    18,000   10,000  15,000    8,000

    刘集旗     18,000家    170,000担    15,000   12,000  12,000   11,000

    祁集旗     20,000家    200,000担    16,000    8,000  17,000    7,000

    韩集旗     13,000家    160,000担     8,000    7,000  10,000   

    双城旗     17,000家    170,000担    12,000    8,000  15,000   10,000

    尹集旗     13,000家    170,000担    10,000    7,000   7,000    8,000

南  罗集旗     23,000家    220,000担    12,000   10,000  18,000   12,000

    宁河旗     22,000家    270,000担    14,000   10,000  18,000   10,000

    祁家旗     18,000家    190,000担    13,000    8,000  15,000   12,000

    买家旗     24,000家    280,000担    13,000   10,000  17,000   17,000

东  三甲集     16,000家    210,000担    13,000    8,000  14,000   15,000

    唐汪川旗   16,000家    180,000担    13,000   12,000  14,000   15,000

    索南坝旗   10,000家    120,000担     8,000    5,000  10,000    8,000

    卡扎坝旗   13,000家    140,000担    10,000    6,000  10,000    8,000

    平山旗     17,000家    160,000担    10,000    5,000  12,000    7,000

北  北塔旗     38,000家    370,000担    20,000   17,000  20,000   16,000

    胡四堡旗   27,000家    320,000担    13,000   10,000  18,000   16,000

据说这个地区的年税收额达到23,000担粮食和14,000两银子。谷仓里常年储放着10,000担粮食。报上来的税收数目看来是正确的。根据衙役(jai)的说法,约23%的播种量是作为税收来抽取的。如果产量在北部按所播种子的5倍,南部10倍,西部4倍和东部3倍来计算的话,那么我们就可得出平均产量为所播种子的5倍,整个收成就是税收的的24倍。牲口的数量看来被夸大了。约50%的居民根本没有牲畜。有牲口的户,尽管种类不一,牲畜的数量不一,但数量不大。关于居民人口,以我之见,数量也被夸大了。汉族居住的城内据说1180家,郊区(几乎都是回民)70,000-80,000家。在回族聚居区有12座清真寺。

这个地区销售食用油、粮食、牲畜(牲畜主要是从拉卜楞喇嘛寺周围的藏族地区运来的)、生毛皮(从拉卜楞和西宁地区运来的)。大麻、青稞、大豆、玉米、燕麦和少量小麦在山区有所种植;平川地区种植青稞、大豆、小麦、豌豆;北乡地区种植谷子、糜子和罂粟。

河州有马车道可通以下几个城市:

兰州---经过买家河(Media ho)、谭拓堡(Tantopu)和阿干县(Agansien),行程4天,210里。

狄道州(Titao chow)---经过买家河和辛添铺(Sindia pu),210里。

洮州(Taochow)

山路可通:

狄道州---经过买家集(Matjati)、莲花山(Lianghua shan)、康谷(Kang ku)、阳山(Jang shan)和宣华(Syon hua pu),3天行程。

西宁---经过韩家集(Handjati)---经过赤塔铺(Tchitapu)、循化厅(Sunhua ting)、拉姆(Lamu)、巴彦戎扎坝(Bajiansjung zaba)、和新庄(Sinchuang);

兰州---3天行程。

洮州---经过槽口(Tchoku);

洒索玛(Sasuma)---7天行程。

泯州(Minchou)---经过槽口(Tshoku)、萨苏玛和拉卜楞。

1908年3月22日 水潭铺村

水潭铺村(今日的托支巴城,城念“chei”,在今临夏县刁祁乡最西端,大夏河南岸,对面是关滩村,译者注)

我们在河州呆了一天,雇了几匹往拉卜楞驮运我等行李的骡子。今早我们又起身上路了。只不过我们出发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一些,因为马安良派给我使用的两名骑兵没按时赶到。他们两人中,一个挎一支漂亮的Suhl/95型的卡宾枪,但只有10发子弹;另一个挎Spencer/65型步枪,带15发子弹。据说拉卜楞周围地区很不安全,尽管我有4支很好的步枪和足够的子弹,但只有我和卢卡宁会使用,所以我建议他们回去每人再要上20发子弹。其中一个士兵回答说,他的这支Suhl型卡宾枪总共就这10发子弹,他同伴用的那一支卡宾枪的子弹倒是可以回去再要上一些。不过就连这也没有办法去要了,因为弹药库的钥匙让马安良带在身边,到乡下度假去了,他在外要呆一个月。不过镇台大人也给我派了两名“旗兵”,来加强我们的防卫能力。他们肩扛着老式大刀,上面挂了几件衣服,而这些衣服在别的大多数国家被视为是与装备和军服无关的东西。他们腰带上挂着一个好看的小盒子,内装别在帽沿下可用来遮阳的一小块剪成灯罩样的纸片;此外还挂有一个眼镜盒,其尺寸之大肯定是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形象的;另有一根长烟杆儿和烟袋,以及别的一些小物件。他们的任务是步行保护我们,每到一个路过的哨所,就换新的人。地区官员考虑到我的级别和身份,认为应该有两名衙役(jais)跟随我。所谓衙役,是一种仆人,其角色是不能享有公民权利的另类人。衙役,官方正式称谓是“差人”(tsei rin),其后代是不能当官的。剃头师傅、戏子和太监可能都和衙役一样,处于同一地位。我的队伍里增加了5匹驮马、3名马夫、一付轿子和两名赶骡子的人,同时也给我的小小的探险队增添了几分混乱。

今天天气不错,按我们北欧的标准,该算是真正的夏季天气了。道路在离河流(大夏河)2/3英里远的地方朝着西南方向延伸,逆流而行。河对面有山有岭,而在右面一、两英里以远的地方几乎是垂直的高地。我们越往前走,高地就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山,最后变成了一连串流线型的黄土山脉。在我们前方远处,有一座黄土高山锁住了河谷,黄土高山的后面可以看到一座白雪盖顶的山峰在耀眼的阳光下闪耀。我们在唐汪川上山时远远看到的那座雪峰就是这座山。它的左边部分,当地老百姓叫太子山(Teidze shan),右边部分叫达里加山(Tardia shan).

我们看到的四面八方的区域均经充分开垦。到处可以看到劳苦农民在忙于耕作。在犁把后面,时而可见穿着蓝衣服的汉民或回民跟在后面,光着上半身,头戴一顶宽大无顶、帽边下垂的草帽。他的后面跟着裹了小脚的妻子,摇摇摆摆,在往犁沟里播撒种子。大多数妇女服装鲜艳,短袄上面镶着花边。有的人在用树枝编成的耙子耙地;还有的人,通常是儿童,站立着,用长柄木制榔头打碎地里的土块。犁头上装有两个相互间隔有一小段距离的铧,铧头朝着前方要犁的地方。在黄土山区和兰州地区,我也见过人们在使用这种犁,是和播种机一起联用的。犁头上方装有一个有出口的木漏斗;漏斗的后下方有一道窄缝;漏斗底部装有一个固定的木栓,木栓外端系了一块石子,下垂着,它可以使木栓移进到水平位置。这样,随着犁铧的往前移动,种子就从漏斗里往下滚落到犁铧后面犁出的犁沟里。地耕得很浅。拉犁是一对毛驴,一头毛驴一头牛,或者一对牛、两匹马,可以这样说,除了鸟儿以外,所有能想得出的畜力组合都用上了。这些牛也很可怜,很瘦小,跟毛驴一般大,换句话说,它们只是正常状态下的牛犊大小。

我们走过了河谷中的许许多多村庄,它们分布在离道路远近不一的地方。在村子密集的建筑群落之间,很少看到有单独的房屋。河谷现在已变得窄多了,我们要走的路离右边的山越来越近。我们先后走过两个彼此相距不远的小村子,宋家庄(Sungtja dsjuang)和秦家庄(Tchingtja dsjuang),来到了离河州城约14英里的山丘脚下。我们涉水越过了自西流淌过来的一条小河,接着骑马经过了一个较大的村子,双城村(Fang-tchyng)。乡野已慢慢呈现山区的样子了。大夏河(Teisha ho)现在分成了三条支流。槐树关河(Huei fu guan ho)从东偏东南而来;大夏河(Teisha ho)从西南方向来;老鸦关河(Lova guan ho)从西北方向来。这个方向,我们从路上就可以认出来;在40俄里的地图上标出的是,最后一条河的流向是从西而来。我记录下来的河名与地图上标出的名字也不相符。在这三条河流汇聚所在地,插进了两座像锲子样的相当陡峭的小山。两座山的山顶上都各有一座庙。我们的道路沿着中间通向拉卜楞的大夏河走。我们通过一座高拱形的、摇摇晃晃的木桥过了河,河宽8英寻,水流很急。听说这地方河水很深,可以淹过一匹小马。山丘又远离我们而去,我们继续沿着相对宽阔的大夏河谷前进。地面上多碎石子,但依然有耕地,虽然村子规模小了一点,看上去更穷了一点,但周围的土地仍然得到了开垦。地势的上升几乎觉察不到。我们骑马在离大夏河一、两英里的地方越过了大夏河的支流,多支巴河(Tuo tchi pa ho),穿越了5个小村子,然后就在水潭铺子(Shui-tan-pu tchi)安了营。我们所住的农舍又大又宽敞,一半当作马厩,另一半是一个大炕,足够一溜睡8个人。整个房间里,人、畜、轿、行李,还有厨房,都共处一室。天已阴起来了,黄昏时分刮起了风,天气变得很冷,所以大家也不反对屋子里圈进来一些有体温的动物。今天走的路程算起来有20英里。在走最后一段路时,我的风湿病严重发作了,真让人扫兴。现在保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水潭铺子约有40户人家,其中汉族不到20家,其余是回族。村里有20 匹马、12匹骡子、100头驴和60头牛。春天有冷风,是从东面刮来的,更多是从西面刮来的。雨水很少,但庄稼生长主要靠降雨。从十月至来年三、四月下雪。种植小麦、青稞、大麦、大豆和豌豆。产量是所播种子的4倍。

1908年3月23日  槽口村

早晨天气,既灰暗,又寒冷。我们都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皮手套。水潭铺子南边,看上去大夏河谷似乎到了尽头,两面的大山也将合拢;山连着山,群山之间只有一条200-300米宽的峡谷,大夏河就在峡谷里蜿蜒曲折地流淌。峡谷两边的山非常高,太子山(Teidzeshan)和达里加山(Tardia)都看不见了。我们从离村子不到1/3英里的地方的一座桥上过了大夏河。河那边是关滩(Kuan tang)村,也叫关门(Kuan-men)(现在仍叫关门,译者注),这个名字就刻在峡谷入口处的一座大石门上方。我们跟通常一样沿着峡谷和狭窄的山沟行走。有时候这道路沿着河岸,有时候又擦着一面好几英寻高的陡壁往上爬升,然后绕过一些人工防护、多少有点陡峭的山丘,但没有特别陡峭的山路。壁架上人工挖出的类似栈道的路或河岸边的路经常十分狭窄,多石子,有的地方用树枝编制的篱笆马马虎虎进行了加固。上坡路和下坡路都很陡峭,但总的来说,篷车和马队可以通过。我们在途中遇到了相当多的驮运各种货物到拉卜楞去的牦牛队,返回的都大部分驮着生皮和羊毛。几乎所有大山从河边后退形成的河谷里的宽阔地方都已经开垦成了农田,其间也有少量农舍。从这里开始,居民已几乎都是藏族人了,除了个别情况,已很少看到回族了。现在这里也正在进行春耕工作。但看到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她们迈着男人般的沉重大步,身穿镶有红边的羊皮长袍,高高挽起袍子的下摆。羊皮袍的右边袖筒空悬一边,露出赤裸裸的胳膊和右胸。后脑勺上戴了一顶或蓝或黑,形状像圆锥形,底边镶着厚厚毛边的帽子。她们脚蹬一双粗糙的生牛皮做的靴子(当地人叫骆蹄(Luoti),红布做的靴筒几乎向上延伸到膝盖。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们所梳头发的式样,它们被辫成许许多多像耗子尾巴一样粗细的小辫子,下端系了一块宽的绣花红布条,布条上装饰了白色纽扣、大贝壳和铜碟等物。许多妇女背后拖了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长可触地,辫子里编进了两小束红、绿棉线。这许多辫子被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大的盘起来的发髻,吊在布条的低处。整个辫子十分沉重。耳朵上要么戴锃亮的大银耳环,要么戴短短的用五颜六色的珠子串起来的珠子耳环。脖子上常挂一串珠子。一条既长又扁的、装饰有铜饰品的布带将卷起来的皮长袍下摆束在腰间。布带前方还挂有一个用白铜或黄铜制成的双钩,挺重的。男人们所戴帽子、所穿皮袍、所蹬靴子,几乎跟妇女们穿用的一个样。这种皮袍边沿处常用豹皮镶边,并卷起衣角用带子紧束在腰间。腰带上胃部位置常别着或者悬吊着一把长腰刀。腰带上还挂了一些取火用的火绒、火石)和打火镰等。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辩梢上别着一根黄铜别针,垂在前额,作为装饰。左耳常带有耳环。有的人不戴圆锥形的尖尖帽,而代之以一条山莓红颜色的缠头布。我所看到的男子们很少有超过中等身材的。有体格强壮的人,没有胖子,但有瘦子。许多人赤裸的手臂肌肉发达。我见到的许多人脸面较宽、上下较短;耳朵和嘴合乎比例;鼻子下部较宽,微微上翘;眼睛大多数又大又漂亮。藏族人比较怕生,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如果你一接近一个单独的妇女,她转身就跑掉了。妇女们显然十分勤劳,很少看到她们无所事事,不像男人们那样。经常看到一些小女孩,还只不过是儿童,就受大人指使,忙忙碌碌地拿着篮子,干一些粗重活儿。

村子里实际上看不到房子,只看到用粘土夯起来的差不多一般高的土墙。不过偶尔也可看到有那么一、两幢两层楼房高出墙头。沿墙一带竖着一些粗大的木杆架子,样子就像我们北欧国家用来晾干三叶草或其它饲料作物那种架子,它们在这里也是用于同样的目的。

我访问了一家农舍,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走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进入一个黑暗的大厅,里面摆了许多竹篮子和一些大物件,然后才进入屋子里面。房屋面积约7-8平方米,高6-7米;有两扇窗户,离地面约1.6米高。一个用刨过的木板做成的壁柜---因年代久远,呈棕黄色,镶嵌在两扇窗户间的墙壁里,高出窗户一半。壁柜有两扇分格小门。在一个柜门前摆放着一张跪垫式的矮桌子,上面摆放着供佛用的擦得锃亮的黄铜酒杯,这表明在这个壁柜里供奉着一尊佛像。房门对面的后墙前沿处砌着一座低矮的灶台,上面有两口固定的大锅。灶台沿着墙壁向左边延伸,形成一个与灶台持平的条状台子。高台上摆着中国式的碗和其他日常小用品。高台上方有一个粗糙的壁架,上面放着一些家用品。

在灶台的尽头另有一块搁板固定在两根支撑屋顶的木头柱子上。隔板上有烟熏的火腿和别的食品,还有一些炊具等。门旁边有一处用木板拦起来的的角落,里面堆了一层土,土里储存了许多垃圾。窗台上看来也是作为储存垃圾用的。屋里的地板就是睡觉的地方。室内的一切让人感觉整洁、舒服。农舍的主人是一位50岁寡妇。她说她有3亩地,2头公牛和一头奶牛。如果她说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她的生活水平看上去已超过了家产,恐怕她如此享有火腿等罕见的美味佳肴,很快就会陷于破产境地。

今天骑马走了16英里路后,我们就到了槽口村(今夏河县麻当乡附近,藏语里称为孜孜合村,译者注),途中几次跨桥过河,桥梁都十分不得劲,马蹄之下,晃悠不定。槽口村里约有40户人家,河的一边住回族,另一边住藏族。我们在一家特别干净的车马店里歇了脚,要了楼上的房间。在河州我们就已经住过这种二层楼房,尽管从二楼地板缝和墙缝里透进来的贼风很厉害,但还是比住在底层舒服的多,少受下面车马店大院里的尘土和嘈杂声音的干扰。

傍晚,有10-15个藏族青年聚集院内,来看我们这些外国怪物的稀奇。我则借机对他们进行抵近观察。为了让他们给我唱几首歌,我吩咐手下请他们喝白兰地酒。他们在地上坐成一圈,其中一人用低沉的哑嗓子唱了一首歌的片段,歌声单调,难听。另两人则起舞,面对面地躬着身子,在靠近地面处不断地晃动胳膊,然后站起身来,弯着膝盖,只是比原来弯的稍高一些,抬脚向外,重复做着挥动胳膊的动作,每人依次做一两遍。这种舞姿使我回想起它有点儿像伊犁河谷的卡尔梅克人跳的舞蹈,但更加优美、平衡,虽然没有俄罗斯舞蹈、高加索舞蹈和其他民间舞蹈那样有感染力、鼓舞力。

槽口村有40户人家,其中有6-7户是回族,其余为汉族;一个有6名士兵的哨所,50-60头驴,30-40头牛,10匹马和骡子。常种作物是小麦、大麦、青稞和豌豆。产量是种子的4倍,耕种主要依靠雨水。二月和三月有暴风,其余时间刮强东风。雨水很少,下着下着成了下雪。除六月之外,全年下雪;但落地后形不成积雪。

(选译自曼纳海姆《横越亚洲》英文版,1969)。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大事年表:

 1867年6月4日生于图尔库附近洛乌希萨里一个贵族家庭。

 1882年进入哈米纳武备学堂。

 1887年入彼得堡尼古拉骑兵学校。

 1889年在沙俄驻波兰的骑兵部队服役。

 1891年调彼得堡近卫团任中尉。

 1904自愿赴远东参加日俄战争。

 1906一1908年根据沙俄总参谋部的指示,他来到中国,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一带以及东北、内蒙古从事军事地理情报考察活动。

 1917年沙俄爆发“二月革命”,仇视革命的曼纳海姆于当年9月辞职回到芬兰,效力于自己的祖国,并受命组建了芬兰军队。

 1918年1月任芬兰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芬兰军队总司令,在德国和瑞典的援助下,镇压了芬兰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武装起义。

 1918年12月任芬兰摄政官。

 1919年7月在总统选举中落选,退出公职。

 1931~1939年在任芬兰国防委员会主席期间修建了“曼纳海姆防线”。

 1933年获陆军元帅称号。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任芬军总司令,指挥芬军抵抗苏军的入侵。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视芬兰的中立宣言,空袭了赫尔辛基、土耳库等南方城市。芬兰向苏联宣战。8月的下半月,芬兰军队在德军的协助下展开了全面攻势,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收复了芬兰在 1939年的全部失地,并占领了苏联境内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的部分苏芬两国有领土争议的地区。

 1942年晋升为芬兰元帅。

 1944年8月,芬兰总统里提因病辞职,77岁的曼纳海姆接任总统。就任后,他在作出让步的条件下迅速与斯大林达成停战协议。

 1944年8月当选为芬兰共和国总统。

1944年9月指挥芬兰军队驱逐盘踞在芬兰北部的德国军队,并宣布芬兰退出战争。这时欧洲的大局势是,6月份,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了。

 1951年1月28日,一生充满传奇的曼纳海姆病逝于瑞士洛桑,葬于赫尔辛基希埃塔尼埃米公墓。

 曼纳海姆去世后,历史学家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每当芬兰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他都能临危受命,引导国家走上和平独立之路。

 以曼纳海姆为芬军总司令的苏芬战争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方国家普遍给予芬兰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芬兰军队在苏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保持了顽强的作战能力,获得了西方国家人民极大的同情和钦佩。丘吉尔于1940年1月20日说道:“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芬兰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被熄灭的话……那很可能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 

责任编辑:马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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